“有其志必成其事。”這是對革命領袖孫中山的真實寫照。
孫中山，名文，字德明，號逸仙，廣東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幼年家貧，六歲參加務農，十歲讀私塾，后隨母到檀香山就讀。畢業于香港西醫學院。

一
孫中山從小目光深遠，膽識超人，立志投身挽救民族危亡事業。1893年春的一天，他求學回國，身著藍色長衫，利用課余時間赴九龍訪友，途中遇到一個走江湖賣假藥人，正在巧舌如簧，向人們吹噓自己的藥丹如何如何靈驗。孫中山怕圍觀者受騙上當，當即擠進人群，揭發假藥對人的危害。眾人聽后一片嘩然，一些原準備購買藥丹的人打消念頭，已經買了藥丹的則紛紛要求退貨。那個江湖客見壞了自己財路，遷怒于他，隨手撿起一塊大石頭，兇狠地對孫中山說：“你不信，我將你的腿當場打斷，再當眾為你復原！”孫中山反背雙手，右手正拿著半截甘蔗，頓時急中生智，將那半截甘蔗藏入袖內，舉起手來對準江湖客說：“你有什么稀奇，看我一槍打碎你的腦袋，馬上當場將你治好！”那江湖客被他嚇倒，一時驚慌失措，趕忙收起藥攤，在眾人的哄笑聲中開溜了。這件事對他以后與人巧斗奠定了基礎。
孫中山早聞兩廣總督張之洞有幾分傲氣，決定去闖一闖他的府門。這天他從日本留學返國，途徑武昌時，徑直往府衙中走進，卻被衛士攔住。孫中山遂遞上名片。張之洞接過衛士傳來的片名，只見上面寫著“孫文求見之洞兄”七個字。張之洞心中之火一下冒起，好大的口氣，一個布衣少年竟與朝廷命官稱兄道弟。便在名片上寫道：“持三寸帖，見一品官，儒生妄敢稱兄弟。”孫中山看罷一聲冷笑，不假思索地寫了下句：“行千里路，讀萬卷書，布衣亦可傲王候。”張之洞大驚，連說：“此人膽識非凡，將來必是大材。”張之洞的用人之道，對他啟示很大。
1894年，28歲的孫中山遠赴檀香山，聯絡華僑，創立興中會。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他放棄年收入萬元的醫生職業，給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寫《上李鴻章書》，洋洋灑灑八千言，直抒治國韜略。可是，這位中堂大人正忙于應會甲午戰爭，將其搪塞了。
出閘沒有回頭船。孫中山從此走上“不歸路”，“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易以強迫”。接下來便是興中會的成立，以及流產、失敗的十多次武裝起義。這些危險的境況、屢次的挫折、同志的犧牲、同道的變節經歷……種種令常人難以想象的遭際，竟未絲毫磨折孫中山的信仰和意志。他的醫學老師康德黎博士這樣評述說：“他曾是一個被棄者，遠離家園，時而避于甲國，時而避于乙國，全世界似乎沒有他的立足地……近二十年間，他無時不感到一種殘酷、死亡迫在眉睫”；“他的革命抱負，及由此抱負所產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穌救世的精神。”
由此可以領會這位革命先驅所說的“以革命為唯一之天職”的涵義，也可以理解他的執著追求近乎狂熱。日本民黨領袖不解地問孫中山最喜歡什么？他毫不猶豫答道：“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廖仲愷曾在回憶中寫道：孫先生就是和一個做買賣的人，也會說到革命，他甚至直闖清駐英使館宣傳革命，因為他以革命大義自恃，認為在他的宣傳鼓動下，任何一個中國人都能隨聲附和。而當有人問他生日是哪天時？他淡淡一笑說：“革命不成功，談不上生日。革命成功了，天天是生日……”
1895年10月30日，孫中山發動第一次武裝起義失敗，逃亡到日本。日本報紙《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的報道觸發了孫中山的靈感，認為“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后即稱革命黨”。從此，這個《易經》里的古老詞匯取代了“造反”、“光復”等說法，并且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閃亮的一個詞匯。孫中山獲得了這個詞匯的“冠名權”。
孫中山處處以人民公仆為榮。1912年元旦，他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3月2日，便以大總統的名義頒布命令說：“官廳為治事之機關，職員乃人民公仆，本非特殊之階級，何取非分之名稱。查前清宮廳視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爺等名稱，受之者增慚，施之者失體，義無取焉……嗣后各官廳人員相稱，咸以官職，民間普通稱呼，則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廳惡稱。”
孫中山本身就是人民公仆的光輝典范。有一天，他與隨行數人騎馬到雨花臺視察，回到中華門時被群眾圍觀。人們鼓掌歡呼“大總統萬歲！”孫中山在馬上頻頻含笑點頭，表示謝意。維護秩序的警察怕發生意外，擬驅散群眾。一警官高舉指揮刀揮舞。孫中山立即制止說：“對老百姓不能這樣。”他愛護百姓如愛親人。有次因公需要坐轎，但他坐一段路后，硬要下轎，要一個老轎夫上轎，他當轎夫后被認出，轎夫死活不依。孫中山說：“老哥，你我都是人，這轎我能坐，你也可以坐。”
孫中山生活儉樸，廉潔奉公。他就任大總統穿的大衣是用最便宜的粗呢制成的。南京臨時政府經費困難。某日，安徽省都督孫毓筠派專使來南京領餉。孫中山批給20萬元。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到財政部提款，金庫僅存10塊大洋。由此，上自大總統，下至一般職員，均未按規定支付應得的薪金（除食宿由政府供給外，每人只發軍用券30元），都本著節儉辦事。
孫中山主張用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胡漢民就任總統府秘書長后，當地軍民擬舉孫中山的哥哥孫眉為都督。孫中山聞知對此不滿，立即復電廣東各團體并各報館堅持反對。同時，他又致電孫眉：“粵中有議舉兄為都督，弟以為政治非兄所熟悉。兄質直過人，一入政界，將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臺，則眾人屬望，稍有失策，怨亦隨主，為大局計，兄宜專所長，專任一事，如安置民軍、辦理實業之類，而不必當此大任。且聞有欲用強力脅迫他人以舉兄者，以此造因，必無良果，尤不可不避也。”孫眉開始認為自己對家庭和革命貢獻大未被重用，很不高興，最后還是聽從了弟弟的勸告，“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而自嘆自解了。孫眉始終沒有擔任公職。
1913年7月，領導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氣焰囂張的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下令通緝“二次革命”的參加者。孫中山、黃興等相繼逃亡日本，多至千人以上。逃亡者中，神情沮喪者不乏其人。孫中山以卓識遠見，斷定袁世凱倒行逆施，民心喪盡，難逃覆亡命運，大力鼓勵同志愈挫愈奮，繼續斗爭。他認真總結了“二次革命”失敗的教訓重要的一點，在于缺乏軍事人才。于是著手籌辦軍事學校，確定由黃興、李烈鈞籌措經費。鑒于日本政府與袁世凱政權相互勾結，嚴密監視中國在日本的革命黨人士，只好婉請日人好友青柳勝出面申辦學校。青柳勝鑒于孫中山的難處，一口答應了孫。經一段時間秘密準備，校址設在東京市郊大森新井宿，于同年12月1日開課。為蒙蔽視聽，門外懸牌“浩然廬”，故又稱“浩然軍事學社”。這就是孫中山創辦的第一所軍事學校。第一屆學生，均由孫中山親自選定，共有145人，內中有胡景翼、李明揚、陳銘樞、蔣光鼐等，開學后一起宣誓加入了中華革命黨。所有學生在校內膳宿，每月發15元津貼。教員均聘請日本士官學校教官擔任。開設的課程都屬軍事科目，諸如攻防戰術、行軍布陣、射擊、投彈、拼刺、拳術等等。教學方法，采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即由教員先講解理論，然后實地演練。其間，黃興、蔡元培、胡漢民、陳其美等辛亥革命元勛，以及日本左派人士尾享、頭山滿等，先后到校演講。孫中山也親臨講述革命理論。他援引《孟子·天降大任》這段話，勉勵學生堅持不懈，學好軍事，擔負起振興中華的大任。有一次，學生密制炸彈時走漏了風聲，日本軍方強行封閉學校，又因學校經費困難，孫中山只好決定停辦。雖辦一期而告終結，但他從中悟出要革命，必有自己的武裝，搞武裝就要有軍事人才。這就是后來之所以辦黃埔軍校的起因。
不久，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的消息傳出，引起舉國憤怒，反袁浪潮再起，孫中山再度興兵討袁。軍事學校的學生，紛紛潛回國內，投入了討袁護國戰爭。
1919年6月11日晚，被學生界稱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鋒”的陳獨秀與鄧初、高一涵來到北京“新世界”游藝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引起軍閥政府暗探的注意和跟蹤。當夜12點，100余名荷槍實彈的軍警包圍了陳獨秀的住宅將其逮捕。北洋政府的這一行動引起軒然大波，各界一致要求立即釋放陳獨秀。孫中山對陳獨秀的被捕非常關心，他于9月上旬在上海會見軍閥徐世昌、段祺瑞的各談判代表許英時，鄭重地提及此事，要求他們立即放人。他說：“你們干的好事！此事足以使國人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你們也不敢把他殺死。死了一個陳獨秀，就會增加50個、100個，你們盡管做吧！”許世英聽了只得連連表示：“不敢，不敢，我就打電報去。”經過各界人士的大力營救，陳獨秀終于于同年9月16日獲釋。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陳獨秀被選為總書記。10月4日下午，他和妻子高君曼等人突然遭到了法國巡捕房的逮捕。各大報紛紛登載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各界人士積極營救。中共中央宣傳主任李達特電請孫中山設法幫助營救。孫中山隨即打電報給上海法租界領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又請了一位法國律師承辦這個案子。10月9日，由國民黨重要人物褚輔成和張繼作為保人，以陳獨秀“宣傳過激主義”判罰白銀500兩（同時交審判費100元）結案。這樣，陳獨秀被交保釋放了。這筆罰款數目不小，最后經孫中山批準，由廣東銀行匯給1000元予以了結，陳獨秀兩次被救對孫中山感激萬分。其實他這樣做并非出于個人感情，而是他聯共的一種意向。
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宗旨，在廣州創建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實現了未能完成的為國民革命培養軍事和政治人才的愿望。
孫中山的公仆風范如日月光華，永遠光彩照人，被人民敬仰。

二
孫中山一生嗜書如命，博覽中外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書籍，可謂學貫中西。他稱自己研究的是革命學。淵博的學問，使他對事物的發展有著驚人的預見性。宋慶齡多次說過：“孫中山是一個有遠大目光和深刻預見的人。”這句話是對孫中山的精辟概括和贊賞。
孫中山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論述，中華民族是歷史悠久、文化發達、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只是由于封建專制政府的腐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對中國物質的掠奪，使得中國落后了。但是將來的中國一定是在世界舞臺上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國家。1904年8月31日，孫中山向美國人民發出呼吁：“中國是美國貨物的一個巨大市場，如果美國要把它的商業與工業活動擴展到世界其他各地，中國就是它必須注目的第一個國家。”孫中山的這個論斷，已在今天中美兩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教育等各個方面的交往中得已證實。當年，孫中山還向世界宣布：“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的覺醒以及開明政府的建立，不但對中國人，而且對全世界都有好處。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美麗的國家將出現新世紀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著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敞開。”百年前的預言，變成了現實。中國在與各國的建交中，給世界帶來了和平與發展的光明前景。
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提出，中國欲強大，必須“急興農學，講究樹藝”。辛亥革命以后，提出了在中國北部和中部大規模植樹造林的計劃。1924年，他在廣州一次課堂中強調：“我們研究防止水災和旱災的根本方法就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國大規模的森林。”此外，他還在許多著作和演講中，反復強調毀林的危害性和植樹造林的重要性，并且身體力行，親自植樹。在他的倡議下，我國每年清明為植樹節。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后，決定將他的逝世日——3月12日定為植樹節。以紀念他植樹造林這一偉大創舉。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更加重視植樹造林。1979年2月，五屆人大常委會決定將每年的3月12日仍定為我國的植樹節，并公布了“中國植樹節徽志”。
1925年3月12日上午9點30分，北京鐵獅子胡同5號，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一代革命導師、為中華民族解放奮斗一生的偉大領袖與戰士孫中山先生逝世。而他留給世人的最后的呼喚依然回蕩在人們心中——
“同志們……繼續我的主義……和平……奮斗……救中國……”
孫中山在彌留之際仍在吶喊，要以革命為唯一天職。
這是一種崇高的執著。一個人，完全徹底將自己的一生緊系于和奉獻于革命，而其名字亦成革命的同義詞。魯迅這樣評價孫中山說：“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后，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吳佩孚的挽聯語：“論主義允推先覺，為友黨痛失元良。”
孫中山用一生去詮釋“革命”二字，去追尋這個詞的真義。他從興中會到同盟會到國民黨到中華革命黨再到新“三民主義”，從依賴軍閥輕信袁世凱、段祺瑞、陳炯明到仰慕列寧，學習蘇俄，信任中國共產黨。孫中山一直在探求中國革命正確方向，而“革命”一詞在他的實踐中不斷修正、豐富和擴展。
偉人病逝，舉國悲痛。746800多人參加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的公祭，大家用滿腹深情送孫中山最后一程。人民發自內心地稱他為“國父”。他安祥地躺在水晶棺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激蕩著每一名致祭者的心。可以肯定的是，70多萬人里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與孫中山一樣對“革命”有著共同的理解，但這個已經躺下的偉人所擎起的“革命”的大旗，已經改變了國人改變了中國，甚至改變了世界的旗幟。
國民黨元老譚延闿在回憶中說，他曾將珍藏的兩枚刻字漢白玉古印贈給孫中山。而孫中山只留下其中“鞠躬盡瘁”一枚，則將“死而后已”一枚交還。他說：“鞠躬盡瘁，是我們革命黨人對人民應有的品質，我們死了，要把未竟的事業，傳給后繼的同志，繼續奮斗完成。所以不能死而后已。我們要以死而不已的頑強精神，讓后繼者再接再厲，貫徹始終。”
孫中山一生擔任過中國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和中華民國臨時總統、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地位顯赫，功勛卓著，卻從未追求過高薪厚祿，也從未給自己和親屬置辦過任何家產。他逝世后，留下的遺產是一般人意想不到，僅是一些衣物、兩千余冊書籍和一所華僑捐資購買的住宅。他的《家事遺囑》：“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經繼余志。此囑。”短短54個字，道出了“孫中山一生大公無私、清正廉潔的高貴品格和偉人風范。一個活生生的光輝公仆形象。”
毛澤東在抗戰勝利后，給孫中山的挽聯中對他給予高度評價：“國共合作的基礎如何，孫先生云，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抗日勝利的原因安在，國人皆日，侵略陣線是和平陣線的死對頭。”
毛澤東還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說：“紀念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紀念他在中國民主革命準備時期，以鮮明的中國革命民主派立場，同中國改良派作了堅銳的斗爭。他在這一場斗爭中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紀念他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的豐功偉績。紀念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把舊三民主義發展到新三民主義的豐功偉績……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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