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一個伴隨我在文學之路上艱難跋涉的名詞，它讓我對這片土地、這份事業充滿美妙與憧憬，更多了一份草根文化情結。
　　遠在西周時期，中國就有了采集的傳統。《漢書》載：“古有采詩之官。觀風俗，知得失。”匯編《詩經》，是古代規模最大的一次跨國采集行動。屈原的楚辭，基本上是從民間采集得來的靈感和素材。漢武帝設樂府，采詩夜誦，美傳一時。唐代有個怪才詩人李賀，每日清晨騎馬外出采集，偶得佳句，必收入囊中，叫“踏花歸來馬蹄香”。“五四”時期，由詩人劉半農倡議，北京大學發起采集近世歌謠，并創辦《歌謠》周刊。1936年，胡適在“復刊詞”中說：“我當然不看輕歌謠在民俗學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總覺得這個文學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1937年“七七”事變后，西南聯大由320名師生組成湘黔滇旅行采風團，在聞一多率領下徒步3500里，堪稱近代采集史上的壯舉。在解放戰爭的馬背上，毛澤東說過：“以后每個縣委宣傳部都要有一個人專門管搜集民間文學。”
　　在西方，恩格斯是倡導采集民間文學的第一人，他說：“民間故事書的使命，是使一個農民做完艱苦的日間勞動，在晚上拖著疲乏的身子回來的時候，得到快樂、振奮和慰藉，使他忘卻自己的勞累，把他的磽薄的田地變成馥郁的花園。”前蘇聯文學之父高爾基認為民間文學是文學創作之母。他說：“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頭創作，那就不可能知道勞動人民的真正歷史。”
　　從1981年到1988年，7年之中，我先后參加全州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參與《大庸縣志》文物分志編撰，發起采集出版《張家界的傳說》，主持曠時3年的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故事、歌謠、諺語）大庸市卷的采集與主編工作。七年下來，我采集到的涉獵歷史、民俗、宗教、藝術等各類社會形態的口傳文化作品、文化信息符號數以千計。我的《人文張家界》多數素材均來源于此。此間，我孤身游走在桑植、永順的崇山峻嶺之中，采集紅軍女兒隊和三千寡婦的歷史遭遇，為我未來創作紅色題材作好了準備。在兩河口鎮，有個八十多歲的老船工王道乾向我一氣依序背下澧水128個灘。后來，我在《人文張家界》一書中專寫了一章《澧水：一條淌酒的河》。
　　2009年7月，市政協主席周元庭力邀我出山，參加由他一手發起的“張家界市歷史文化基礎性研究”工程，猶豫再三，我放下了手頭的小說創作，一頭鉆進了茫茫歷史迷霧之中，與李書泰、田奇富共同主攻遠古史的崇山文化、上古史的古庸國文化和戰國時期的屈原、鬼谷子文化。然而，歷史給這方土地只留下只言片語的文字，且還深藏在一部部古奧的典籍中，文物實證也十分有限。要破千古之謎，幾乎無從下手。最后，我們把目光盯向了地名信息符號和廣闊的民間草根文化。我們堅信時光可以逝去，但先人留下的古地名、古遺跡及源遠流長的口傳信息是不可能消失的。采集的結果還真讓人大感意外，當我們把星星點點的文字與地名信息對接時，歷史的鏈條居然爆出火花，一條條蒙塵的文化脈絡一下變得清晰起來。我們破譯了伏羲八卦源于崇山的古謎，發現了消失幾千年的大庸古國，發現了屈原故里在大庸的天大秘密，找到了鬼谷子的身世和鬼谷世家的來龍去脈。這些發現，將改寫這些領域的歷史，改寫張家界乃至湖南的歷史！
　　從某個角度上，我棄文從史，算是歪打正著，說不定拓展了我的另一發展空間。如果要發點感慨的話，我以為草根文化不可小視。它是歷史在民間的遺存，唯其根植于深深的民間沃土之中，方能永遠鮮活長青。

（下期預告：魂斷茅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