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學明這個人，他本身就很耐人尋味。
　　2009年6月中旬的時候寧夏這邊有個文學研討會，他、李建軍還有白燁三位來了。會后去了固原市境內的名勝火石寨，還去了張承志當年寫《心靈史》時蟄居兩年零六個月的西吉縣沙溝鄉馬姓人家。在火石寨的山頂上，李、白二位老師顯得很沉默，若有所思。彭學明一路不停地在說話，路上的沉默于是變得多少有些靈動，這種氛圍事后想反而更符合這座山的氣質：不浮不躁、不張不揚，篤篤實實、孤孤立立。
　　下山時，彭學明講了個笑話我至今還記著，但是這笑話不好照錄。大概說的是孩子聽到鄉下說的一些粗痞話后回來請教父親。父親不好回答，卻又拗不過孩子，就用一些比較文雅的器官來代替粗痞話中粗俗的器官，給孩子解釋。結果，父親自作自受，在一次飯桌上，父親的鼻子上粘了一粒米飯，孩子友善地給父親指出時，把父親教給孩子的器官用語全部生動地用在了父親身上。這個妙趣橫生的黑色幽默，讓大家笑得喘不過氣。我就想，彭學明是個快樂的人。
　　后來，我們又到了沙溝，大家都困了，坐在沙溝鄉的小街邊等待主人的到來，彭學明似乎沒覺得疲倦，跑去小攤點買了半塑料袋子炒豌豆，返回時豌豆袋子破了，他邊抓著吃邊請大家吃：“吃吧，這是我小時候喜歡吃的。吃豌豆屁多，不怕放屁就吃。”豌豆滾落土路，一跳一跳的像收圈時小羊羔撒出的羊糞蛋，極土又極親切。看著彭學明吃炒豌豆的樣子，我又想，彭學明是個沒忘本的人。
　　讀了彭學明的《娘》，我才知道，這個快樂的彭學明其實是個滿身傷痕、滿心悲愴的人。
　　《娘》全面接通的地氣與文氣，讓我感到無比的心酸和感動。
　　當然，寫母親的文章那就多了，有很早便進入教材的，有還繼續散見于各報刊雜志，準備或即將以文學的名義收獲天下兒女感激眼淚的。《娘》在感激、感恩、感謝、感動上有那個震撼力嗎？太有了。可是，我讀《娘》給我的最致命觸及是對于母親，我從此無話可說。我敢肯定，彭學明筆下的娘，是中國文壇乃至世界文壇獨一無二的母親形象，可以感動世界上每一位長著良心的人！
　　是真實性嗎？肯定是。作家從三歲母親背著去找早已離異了的父親家鄉的“打狗”，再到學有所成、返回生身父親的村鎮想要分田地的“尷尬”。中間這二十多年里，母親如何揀“繕糧”，如何因丟社會主義的臉而當作“嫌疑犯”被抓，“我”多次遭繼父兒子——我的哥哥一伙小孩暗算、毒打，母親的“護短”，一直到進城十多年中母親舍不得放棄田地、舍不得住院看病，以及怎樣偷著擺地攤貼補家用，最后終于倒在被我挾持輸液的病床上，等等。我讀彭學明的《娘》，那實在不是眼睛的讀，是一個自我跟另一個自我的打架。我的娘何嘗不是這樣？而我到現在為止還要抽出很多精力與自己的孩子、妻子較勁，看起來在莫名其妙發火，實際上是提早從理論上鋪墊城里的家，一旦母親父親來了，總不至于讓老人家覺得尷尬。雖然嘴上說老家的香油、小米城里真的不需要了，可是母親父親似乎更能了解我，他們只要來我這里，這些土特產一樣也不少。看著妻子高興的表情，我心底里的滋味其實并不是得意，那是說不出口的難言——祖宗三代以上在城市的，肯定沒有我和彭學明這類人的隱衷。土根太大，血液里早都是底層者的痛與愛，又由于是土根，是泥腿子，我們也就永遠處在精神上的邊緣狀態。
　　是厚重的歷史陰影嗎？也肯定是。《娘》并不單是彭學明的文學創作，它實在是“我們”或“他們”的一部生命履歷。《娘》中的“娘”的生命過程，生命印痕，精神創傷，將是一個社會學意義的劃界。《娘》之后，所有的中國城市娘都將是另一面孔，所有的中國農村娘也都將是另一形象。對于《娘》之后的中國城市娘，目前情況來看，差不多只會圍繞在晚年這個特殊年齡段做幸福、孤單、寂寞的文章。這些娘不再身背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物質匱乏的重負，也不再書寫鐵肩擔道義的符號意義。他們能傳遞出來的——允許他們傳達的是兒女能否常回家看看的小虧欠，自己能否有個老伴的小郁悶，以及能否衡量社會普遍幸福感的指數代言人。而對于《娘》之后的中國農村娘，從“底層文學”中粗略看，最為突出的恐怕只有兩類。一類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奔向城市街頭，她們為了孩子在城里上學，拋棄土地出入在租住的平房，她們為了個人GDP的增長，歇腳在工地的臨時帳篷；另一類是“空巢老人”，她們的過去被一筆勾銷，她們的將來被簡單地附麗到“在路上”的年輕人身上。看起來無處不在寫娘，其實娘真正的歷史規定性已經消解，那么，娘身上、心靈上的烙印—— 一種具體的歷史性被迫終結了。
　　所以，我讀《娘》淚眼婆娑而又對娘無話可說，除了《娘》的真實性、歷史厚重感以外，之所以很長一段時間處于“無語”狀態，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對娘的敘述是否太多了？以致于娘不再是我們的娘，娘反而成了我們消費的對象，成了我們試探未知空間的一個輕巧的實驗品？
　　這一角度，彭學明的長篇紀實散文《娘》，那個已經從學明筆下出走，帶著一身的疾病、眼里噙滿疼痛淚水的老人，最后她老人家的確“城市化”了，但她究竟是怎么“化”掉的？感染之余，感動之余，感恩之余，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持續追問她老人家給我們這些還茍活著的晚輩遺留下來的問題？我們還有多大能耐敘述它？
　　“都說有一種能夠飛翔的無腳鳥，因為沒有腳，無腳鳥無處停靠，不能歇息，只能一直不停的在空中飛。無腳鳥一輩子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死的時候。但無腳鳥卻從沒憂傷哭泣，而是輕盈歌唱；從沒停靠歇息，而是不停飛翔。無腳鳥之所以不停的飛，是因為無腳鳥的心中有一個美好的天堂，它要拼其一生，尋找美好的天堂；無腳鳥之所以不肯歇息，是因為無腳鳥的心中還有一輪光明的太陽，它要拼其一生，飛向光明的太陽。所以，無腳鳥又叫天堂鳥和太陽鳥。娘，就是那只飛了一輩子都沒有停歇、無處停歇，也不肯停歇的無腳鳥。娘心中的天堂和太陽就是兒女們的幸福和安康。娘穿過一生的風雨和辛勞，把兒女帶到風平浪靜的港灣，讓兒女得到幸福安康后，精疲力竭，嘎然而逝了。”
　　這是彭學明眼里娘的終極形象。娘就是“無腳鳥”，這是誰也不愿承認但誰無法不相信的讖語。彭學明這段充滿深情的敘述充滿著對這個讖語的解構，但他也似乎未曾從文學中獲得釋解。這時候，我想到了學明的老鄉——文學大家沈從文先生，沈從文的文學世界有著太豐富的悲涼，這個悲涼一直是研究者的一個心結。就我而言，《邊城》中那個不太起眼的“虎耳草”最使人揪心。在我心中，這個草不只是長在湘西懸崖上，它也像彭學明《娘》中的無腳鳥一樣，屬于作家無法排遣的消愁之物。有無腳鳥，娘的話題就不可能完結；有虎耳草，翠翠的事情在翠翠的后來者那里也就不能說是完成。
　　彭學明用了“都說”來敘寫無腳鳥，它的擔當者顯然是所有人稱；沈從文明確無誤地要翠翠來看見并采摘虎耳草，它的敘說者是具體的人。無腳鳥飛行天空，沒有停歇、無處停歇、也不肯停歇；虎耳草寄身險要，少有人能采、也沒有人能真正采得到。無腳鳥悲愴、高傲；虎耳草鮮嫩、可愛。但兩物都有共同點：它們都屬于中國的湘西，湘西的農村，農村的婦女。
　　彭學明及其《娘》的真正耐人尋味之處也許就在這里。

　　作者介紹：牛學智，寧夏西吉人。1992年畢業于寧夏固原民族師范學校，1997年畢業于寧夏大學中文系，2002年兒童文學研究生畢業。曾在小學、中學、石嘴山師范任教。石嘴山市作協理事。1990年開始發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先后有20萬字散文、隨筆見于省、市級文學刊物及報紙。2000年開始致力于文學批評，先后于《文學評論》、《小說評論》、《南方文壇》、《文藝報》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50多萬字。2004年《苦難的辯證》一文獲中國文聯第四屆文學評論三等獎。2004年被寧夏文聯評為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