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說過：“一個刊物就是一面旗幟。”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個國家在一個時期的社會表情、政治態度。
記得1955年發蒙入學后第一次讀到《小朋友》，讓我如癡如醉。進入高中后，才發現諸如《萌芽》、《人民文學》以及五十年代的《新觀察》、《處女地》等著名期刊。特別是巴金主編的《收獲》，規模大得讓我震撼，竟然不顧停餐絕食訂了一份。從此，刊物成了我未來生命中的最愛。或者說，是刊物引我一步步走上文學之路的。
1966年“文革”爆發，文藝界、出版界成了重災區。除“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所有報刊一律停辦。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1975年，終于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他說：“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老人家應該明白，造成這“萬馬齊喑”的局面，歸根結底是消滅報刊媒體“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的結果。讓老人家始料不及的是，公開期刊消滅了，地下刊物卻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了。
在“紅司令”毛主席的支持下，相似于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紅衛兵粉墨登場，席卷全國。其時我也拉了一支隊伍叫“一月風暴“。并且由我一手創辦了《浪遏飛舟》、《一月風暴》、《澧水評論》兩報一刊（均為蠟板油印）。早在文革前夜，我被選入學生會班子，曾受托創辦了校刊《新一中》，可惜創刊即是終刊。
編輯出版這些地下報刊，理論上是為自己一派搖唇鼓舌；從個人角度，為我日后從事職業編輯打下了一定基礎，更重要的是，填補了渴求刊物的心靈空缺。
1967年11月下旬，47軍公開支持“紅革籌”（“造反派”），“聯總”陷入滅頂之災。我和三個友人受聯總總指揮秦忠林（老紅軍，抗日英雄，后被錯殺）秘密派遣，赴京出席了由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接見全國紅衛兵組織負責人大會。記得在主席臺下最前排就坐的有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等五大紅衛兵領袖。我們遠遠看到周總理面容憔悴走上會臺，就那一瞬間，會堂鴉鵲無聲，我頓時一陣心酸，淚如泉涌。一些女生在抽泣。總理聲音平和、誠懇卻憂心如焚地勸告各派之間要立即停止武斗，要搞大聯合，要復課鬧革命，要抓革命，促生產。我印象最深的是總理勸導北航“紅旗”戰斗隊（“天派”）和地質學院“東方紅”（“地派”）頭頭們的一段話：“我坐飛機比你們都多吧？我一次一次離地上天，漂洋過海，又一次一次飛回大陸，落到地上。這就是天地合一的道理。什么‘天派’、‘地派’，說到底還是一派嘛！”
剛宣布散會，會堂內忽然掀起一片吆喝聲：“賣雜志嘍——賣《紅衛兵文藝》！賣《風雷》！看《彭真罪狀一百例》！看《劉少奇罪惡史》！”“賣雜志嘍——賣《文學戰線》創刊號！看《反黨篡軍野心家彭德懷和他的吹鼓手們——批判〈保衛延安〉大毒草》——！”
在歇斯底里的叫賣聲中，我被煽得烈火中燒，管它好歹良莠，一氣買了30多本雜志和50多種報紙。可惜經過40余年的顛沛飄搖，多已散失，如今僅存4本期刊和一份報紙。
那難忘的瘋狂歲月啊！
那荒唐的亂世期刊啊！

[下期預告：“文革”書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