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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

媒體觀點選摘

更新時間:2018-03-19 12:30:57 來源:aniluna.com 編輯:本站編輯 已被瀏覽 查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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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艱辛
“蛋形蝸居”里透著青春的痛
  青春很容易和朝氣、理想這些詞匯畫上等號。敢于北漂的,大多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一件行李、一本畢業證,為了人生理想,在北京一漂就是幾年。一些有能力又有機遇的人,苦盡甘來,夢想成真;但更多的人許多年過去了,還在苦苦掙扎,雖然一個月可以賺好幾千,但相當一部分都被房租占了去。自己賺了錢,卻通過這種方式還給了北京,至于擁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要是沒有家里的贊助,更是一種遙遠的奢想。
  我們一直鼓勵年輕人要有理想。可現實情況是,如果父母不給力,絕大多數80后90后走上社會時,都在為蝸居奔命,為房貸忙碌,用整個青春去背負一套房子。而疲于奔波的壓力,會讓一代人被逼著淡化了父輩身上那種沉重的歷史使命感,只為稻粱謀。
  小伙子從蛋形蝸居頂上露出個頭來,看著在樓上俯拍的記者幸福地笑,從他露出潔白牙齒的笑容里,我還是感到一種來自青春的傷感與時代的傷痛。
               (《新安晚報》)

當藝術化的苦澀生活遇到現實的冷硬
  小戴買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但他給自己建的小屋充滿了想像力和對生活的樂觀。小屋自帶太陽能板,最外層還能長草,放到哪里都像是個宣傳低碳生活的藝術品。實際上他的藝術品沒妨礙什么,對交通沒影響,對城市環境,以普通人的眼光看,只能是增色。
  可是管理部門的冰冷和生硬,顯然讓年輕人苦中做樂的浪漫情緒倍感挫折。北漂青年戴海飛的“蛋形蝸居”,河南退休礦工陳新年的“地下標間”,都沒能從管理部門得到同情的寬容。我們的政策和執行,太習慣于說“不”,特別是對那些在底層苦苦打拼的人,對那些處于模糊地帶的新事物新現象。社會的發展,必然會出現公民需求的多樣化和差異化,也必然會出現越來越多處于政策可管可不管狀態的新事物。越是這樣的模糊地帶,就越考驗職能部門的行政能力、理念以及文明程度和創造性。把不合理的東西干掉,這樣簡單的處理方式,人人都會,卻顯示不出政策應有的智慧、人性和柔軟。    (《長江日報》)

●話根源
蛋形小屋易拆 潛在輿論難消
  為何一個易碎的作品,還會引起公眾的唏噓感嘆呢?當拆除的命運已定時,與其考慮這個作品是不是炒作,是不是違建,倒不如考慮一下,這個創意作品為何成了公眾輿論的釋放載體?
  一般來說,具體的輿論事件很容易消失,比如蛋形小屋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拆除,但是事件所對應的潛在輿論卻不會隨著個別事件的消失而消除。這就意味著拆除蛋形小屋是容易的,但心理意義上的蛋形小屋卻可能一直存在,因為人們內心對住的渴望與現實住的無奈是作為一種潛在輿論持續存在的。也正是這個原因,公眾才會對城管拆除的表態不能接受,認為其不近人情。因此,在看到蛋形小屋等創意時,更需要思考的是,公眾為何把一個創意當成一個輿論訴求的熱點。顯然,現象背后的內在心理也需要重視。否則,我們將看到有關住的創意依然層出不窮,而每一次公眾心理無疑更加沉重。
               (《西安晚報》)

拆“蛋”還應關注“雞”
  戴海飛何以要敲敲打打2個月功夫去造這么一個蛋呢?純粹被高房價給逼的。以北京現在的房價來說,不要說像戴海飛這樣的小伙子買不起房子,就連租房子都是一筆不小的負擔。所以很多人為了省錢住在郊區,然后在路上折騰個兩三個小時去上班。青春和歲月,理想和夢想就這樣在顛簸中被折騰沒了。
  對城管來說,拆一個“蛋”是容易的,不過拆一大窩蛋是有難度的。
  相關部門有拆蛋的武器,卻沒有殺“雞”的利刃,無法保障市民住房可操作性,只懂得拆“蛋”而不制止生蛋的“雞”,“蛋”說不定還會源源不斷生下來。           (《錢江晚報》)

●話建議
對“蝸居蛋”應多點包容和鼓勵
  嚴格說來,“蝸居蛋”并不是一所搭建的屋子,“蝸居蛋”的誕生,帶點行為藝術的色彩,更主要的還是為了體現在這個城市奮斗著的年輕人苦中作樂的精神。
  “蝸居蛋”該不該拆?小屋放在戴海飛所在公司的樓下,而這棟樓亦在院內,如果管理,也是這個院子的業主或物業公司出面最好。而物業公司負責人對這個小屋并無強拆意圖,相反還表示,這個新鮮的創意給大院注入了很多活力,大院里的人喜歡。既然如此,城管完全不必如此敏感。北京是國際化城市,這樣的城市離不開創意。在大家為“蝸居蛋”帶來的新鮮感而愉悅時,北京不但應容得下這枚蛋,可能還需要鼓勵更多有創意的年輕人也來“下蛋”。
                (《新京報》)

拆“蛋”惹來噓聲的背后
  必須肯定的是,城管曾經在城市化順利推進、市容市貌建設等多個方面居功至偉。只不過,近幾年隨著城管粗暴執法、甚至打人等惡性案例的不時出現,城管群體的負面標簽越來越多。究其因,執法權限缺乏明確的邊界,監督機制不夠健全,服務意識越來越淡薄,是城管形象由正轉負的主因。要扭轉自己的負面形象,為自己正名,最根本的是改變城市的發展思維,厘清城市發展到底是為了什么,并明確執法邊界;在此解決之前,有賴于城管部門增強服務意識,在工作中多多體現人本關懷,多些柔性執法。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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