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很會制造新名詞的?！伴L征串聯”即是一例。此舉發端于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到天安門接見百萬串聯進京的學生。9月5日，黨中央、國務院正式下達通知，號召全國學生大串聯。并規定免費坐火車，發放伙食費。一時數千萬學生“南征北戰”，播撒“文革”種籽，震驚世界。
大庸一中很快作出反應。我和周余慶等人被推舉為“談判代表”，同縣委縣政府多次“交涉”，終于獲準，并按人發了300元伙食費。于是，由我領頭的“東進隊”、周余慶領頭的“挺進隊”正式組建成立。1966年12月5日清晨，寒風料峭，縣里舉行盛大授旗歡送儀式，上萬群眾敲鑼打鼓、夾道歡送。我們懷揣紅寶書，高舉紅旗，背著背包，從十字街邁步出發。
按要求，長征串聯提倡步行。但走到離韶山約50華里地時，兩個女同胞腳板潰瘍，寸步難行，這為我們找到了棄步乘車的理由。到達韶山，正趕上暴雪。有消息說井岡山3萬紅衛兵被困，竟有因搶奪空投食物而死于非命者，只好在長沙滯留。在這里，串聯隊召開重要會議，有10余名同學宣布退隊。人各有志，就各奔前程吧！
在長沙，我第一次領教了“長沙紅色政權保衛軍”、“湘江風雷”等紅衛兵組織的強大攻擊力和破壞力。我們旁觀了他們舉行的號稱10萬人的批斗大會，第一次遠距離瞻仰了省委書記張平化的狼狽形態。《湖南日報》、《長沙晚報》相繼查封。長沙瘋了。
在長沙，東進隊與挺進隊差不多同期到達。此間，我與周余慶作了一次長談。他正處熱燒中，說已經加入了“湘江風雷”，要立即趕回去“鬧革命”。彼此都無法說服誰，最終還是“分道揚鑣”。
長沙休整后，東進隊繼續步行“長征”。我們訪問文家市后，又越過羅霄山，經桐木、上栗到達安源。為了感受工人階級的偉大，我們下煤洞體驗，一女同學卡在“狗洞”中險些犧牲。這次驚嚇，又讓幾個同學顧慮重重，臨去萍鄉，原本21人的隊伍就只有8個了。在萍鄉，我們與上海同濟大學串聯隊調換“證明”，直達上海。作為少數民族地區，原本可以安排在上海國際飯店的，聽說某省某族學生用墨汁在澳洲羊毛地毯上寫“鏟除修正主義溫床”標語，遭到國際友人抗議，所住全部紅衛兵被遣散，我們就只能住警備處第三招待所浦東大廈了。
此時，上海大亂。張春橋的“上海人民公社”剛剛成立，打倒曹狄秋、陳丕顯的標語鋪天蓋地。其時，上海撤銷了20多個紅衛兵接待站，激起數十萬進入上海的全國學生串聯隊的極大憤慨，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大約有500多支串聯隊寫了抗議書。我作為湘西少數民族學生代表，參加了聯席會議 ，提交了抗議書。如果說長沙發瘋，那只算是一個小癲癇癥患者在搖頭晃腦；上海發瘋，就是大瘋、“國瘋”了。
此次“長征”，行程數千里，除了感受瘋狂，從另一個意義上，無異于給我們提供了一次免費旅游。串聯隊每到一地，我簡直是生吞活剝曾在唐詩宋詞中、在夢境中所向往的大好河山和人文古跡。我堅持寫征途筆記。40多年前的往事之所以記憶如昨，全賴幸存的幾封書信。
1967年2月3日，串聯隊8人平安回到母校。3月19日，中央發出“停止全國大串聯”的通知。
那天，周余慶走上前來，瞪著我，舉手高呼：“打倒保皇派！?；逝刹煌督担徒兴麥缤?！”
我愣住了，在我面前，周余慶已變成了周兵。老朋友成了陌路人。
山雨欲來。那是風暴的前夜。
.................... [下期預告：尋找熊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