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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過趕年”的傳播學解析

更新時間:2018-03-19 13:50:23 來源：aniluna.com 編輯：本站編輯　已被瀏覽 次 查看評論
張家界旅游網 公眾微信號 土家族“過趕年”，土家語稱“起老嘎卡”，這是土家族民間最隆重的節日。“過趕年”時間是，如臘月大，過二十九日；如臘月小，則過二十八日。因為總比漢族提前一天過年，故叫做“過趕年”。
　　分析土家族“過趕年”的傳播學意義，具有很重要的價值。
　　“過趕年”民俗傳播中的信息變異
　　對于土家族“過趕年”習俗的淵源，各地土家族聚居區都有多種說法，但其中為紀念抗倭斗爭而形成“過趕年”習俗的意見流傳最廣，也最令人信服。在這一說法中，各地均認為“過趕年”肇始于明朝中期嘉靖年間，直接來源于土家族士兵與其他民族戰士共同創造的“王江徑大捷”：王江涇之戰的作戰時間是嘉靖三十四年，即公元1555年四月末到五月初，倭寇徐海部4000余人由嘉善進犯嘉興，張經分遣參將盧鏜等督狼土兵擊之，保靖兵新到，對地形不熟悉，初戰受挫。巡按御史胡宗憲亦趕來，激勵士卒再戰，遂于嘉興東郊之石塘灣大勝。倭寇向平望方向逃遁。四月二十六日，倭寇從嘉興至唐家湖（平望北60里），湖水洶涌，不能渡，吳江知縣楊正集鄉兵于水上，牽制敵舟，派善泅水者入水鑿敵舟。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趕至，倭寇大敗，退至王江涇。此時明軍已對倭寇成合圍之勢，北盧鏜軍，東俞大猷軍，南胡宗憲。保靖士兵為先鋒，斬敵200余。二十八、二十九日，雙方又有激戰，張經親自督師，敵軍5000人猛攻，明軍稍卻，危急時刻俞大猷奉命督永順士兵2000人由泖湖趕來，湯克寬部亦率舟師而至，明軍士氣大振。五月一日，明軍三面合擊，大敗敵兵，斬殺2000余人，溺死者無數。殘部逃回拓林，自己縱火焚其大本營，駕船200余艘出海逃去。
這里提及的永順士兵、保靖宣慰使彭藎臣等，指的就是土家族士兵和土司。
　　土家族人民選擇“過趕年”作為自己新的春節習俗，但在流傳過程中，相關的信息卻不斷變化：一是對行為之人的說法不一，二是對“過趕年”起源的說法也發生了變化。此外，某些土家族的習俗也被跟“過趕年”牽連在一起。對于明朝時首先“提前過年、出發抗倭”之人的記載，在湖南土家族聚居區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張家界市等地，版本明顯有所區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如此記載的：土家人過趕年就是紀念抗倭征戰，提前一天過年遂成其俗。據土家族父老相傳，土家過趕年是始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是年冬，明王朝調永順、保靖、容美土兵協剿倭寇于蘇松，為了按時出征，土兵將士來不及待到三十過年，只好提前一天趕快過年，按時出征，而叫“趕年”。
張家界市的記錄則稍有不同：土家族“過趕年”，始于明朝中期，相傳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由于朝政腐敗，倭寇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不斷大肆襲擾，朝廷曾多次派大軍抗倭，都慘敗告終。尚書張經上奏朝廷，請征湘鄂西土兵平倭，明世宗準奏，派經略使胡宗憲督辦。永定衛茅崗土司覃堯之深知一去難返，決定與親人過最后一個年，于是下令：“蒸甑子飯，切砣子肉，斟大碗酒，提前一天過年再出征。”因時間緊，來不及作許多菜，就將臘肉、豆腐、蘿卜一鍋燉，叫作“合菜”，吃了好上路，這道菜以后演變成“三下鍋”。士兵上前線后，很快打敗倭寇，收復失地，世宗親賜匾額，上書“東南戰功第—”。志書記下了這段歷史：“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大犒將士，除夕，倭不備，遂大捷。后人沿之，遂成家風。”
此外，土家族人民還將某些民族傳統的飲食習慣與“過趕年”聯系起來，例如土家族傳統的飲酒方式——咂酒就被說成是“過趕年”子儀式之一，土家族遇到盛大宴會諸如祭祀、征戰、喜慶，土司王或主人主持飲酒儀式，其飲酒方式不是“喝”，而是“吸”，用竹管、蘆稈、麥稈或藤枝吸酒，名“咂酒”。其飲用來歷據說是明代土家族士兵按時奔赴抗倭前線，將酒壇置于道旁，內插竹管，每過一人咂酒一口，以此傳習成俗。據傳，永順土司彭翼南，在剿滅倭寇天差平海大將軍徐海時，于沈家莊外殺白水牛祭天、授旗。每個舍把（將領）依次吸一口咂酒，接旗后在各自兵器上涂上牛血，貼上牛毛，跪下發誓：“只向前，不退后”，然后持旗立于隊首。彭土司就以這種方式激勵將士，土家軍在取得“第一戰功”王江涇大捷后，又獲得沈家莊大捷，使倭魁徐海授首，東南沿海一帶倭寇蕩平。因而土家咂酒流傳至今。
　　咂酒的歷史遠遠長于明朝，但是土家族人民為什么更傾向于認為咂酒的歷史來源是明朝呢？筆者以為，究其民族心理是因土家族人民英勇善戰，在明朝的抗倭斗爭中取得了驕人的戰功，人民為了紀念該戰斗以及在戰斗中作出顯赫功績的土家族將士，而愿意認為咂酒的來歷與此有關。
　　其實，如此的信息變異更體現出土家族人民對“過趕年”的重視。
“過趕年”的儀式傳播分析
　　土家族士兵為參加明朝的抗倭斗爭而提前過年，只是一次偶然的事件，這一事件如何能發展成為土家族最重要的年俗？這可以從儀式傳播與民族心理等方面加以分析。
儀式是一種人類特殊的傳播活動，因為傳播本質上也是基于符號與主體互動、溝通所產生的一種社會儀式和文化儀式。儀式展演具有構建“信息場域”的功能，儀式傳播就是通過儀式表達象征意義和傳遞信息的傳播活動，“如果說傳播的傳遞觀其核心在于訊息在地理上的拓展（以控制為目的），那么傳播的儀式觀其核心則是將人們以團體或共同體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禮。”
　　土家族人民把“過趕年”提升為本民族最重要的習俗，實際上就是將其演變為一種重大的儀式，并為此建構了一系列的子儀式，在儀式的傳播過程中，對信息的傳遞、獲取已經無足輕重，它的核心便是希望借助這一儀式表達各種重要的象征意義，其重心是“它產生了社會聯結，無論真情還是假意，它都把人們聯結在一起，并使相互共處的生活有了可能。這些觀點不僅代表不同的傳播觀，而且與特定歷史階段、技術及社會秩序模式密切相關。”
　　作為一種特定的文化現象，儀式體現了一定的社會秩序與社會關系，并表征了某一時代人們的意識觀念、思想情感等等。儀式能夠把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集合起來，使意義通過儀式得到表現和強化。儀式的多次重復，也就成為一種記憶特別深刻的文化符號，成為一種民俗，甚至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成為群體的一種精神與心理的需求。
以筆者個人的管見，土家族人民著力建構“過趕年”的特殊年俗儀式，目標是通過它表達兩個方面的象征意義，其一是向其他民族彰顯強悍、勁勇的民族性格，其二是增進本民族人民的民族認同感。
第一，“過趕年”彰顯了土家族強悍、勁勇的民族性格。
民俗保留了一個民族的記憶，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根。一種民俗就是一種符號，符號背后隱含著深刻的民族記憶痕跡。因此，在民俗中必然凝聚著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創造、民族的真善美。相應地，如果是最能彰顯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習俗，自然也更容易被深刻記憶，進而長期流傳，“過趕年”恰好與土家族的民族性格高度契合，于是被廣泛傳播開來。
其實，土家族“六月六節”等節日也與該民族歷史上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關，而且通過這些節慶活動同樣體現出該民族驍勇善戰的民族性格。“六月六節”又稱“覃垕曬皮”，在湖南張家界等地頗為風行，是紀念土家族土司覃垕遇難而設立的：相傳朱元璋稱帝后，背叛農民起義宗旨，強迫茅崗司土民貢獻香楠大木，因而瑤役十分繁重，加上湖廣大旱，災民相食，弄得民不聊生。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時任慈利安撫使、湖廣理問（法官）的土家族首領覃垕，聯合桑植、永順、鶴峰等“十八洞蠻”憤然揭竿起義，朝野震動，朱元璋親自坐鎮荊州，先后派遣五個侯級將領發兵征討，覃垕兵敗七年寨，堅持抗戰，后因叛徒出賣，被官兵俘獲。洪武五年農歷六月初六日，朱元璋在南京下令對覃垕實行凌遲刑（剝皮），一時飛沙走石，烏天黑地，京城七天七夜日月不明，晝夜不分。朱元璋意識到錯殺了真命大子，天地不容，急忙跪倒在地，向天地許愿，每年六月初六、十六、二十六，讓覃垕坐王位三天，親施三拜九叩之禮。愿畢，果然云開霧散，日月復明。為取得覃垕真影，朱元璋還下令將覃垕皮吹鼓，供在殿上。為防蟲蛀霉爛，每年六月初六要翻曬覃垕皮一次，故這天又叫“覃垕曬龍袍”、“覃垕曬皮”。
　　從土家族這些節日的內容和傳統可以看出，這些節俗生動地啟示著古代土家族人民英勇反抗統治階級的民族壓迫、階級壓迫，堅決抵御外國侵略者的光輝歷史。這些節俗已然成為土家族的“族徽”。在這些歷史事件中，明朝嘉靖年間土家族士兵抗擊倭寇的豐功偉績早已名垂青史，它最巧妙地將土家族驍勇善戰與保家衛國等民族性格結合在一起，自然格外受到土家族人民的重視，最終被以“過趕年”的年俗傳播至今，成為最隆重的民族記憶。
第二，“過趕年”符合土家族民族心理認同感的需要。
毫無疑問，土家族“過趕年”的年俗是在漢族春節的基礎上演變而成，春節起源于殷商時期年頭歲尾的祭神祭祖活動，年的名稱從周朝開始，到了西漢正式固定下來，一直延續到今天，是我國民間最隆重、最熱鬧的一個傳統節日。而“過趕年”的習俗在土家族聚居區之所以能取代沿襲了上千年的傳統春節，在很大程度上與土家族要尋找合適的民族心理認同形式有密切關系。
傳統節日是民族認同的重要元素之一，其中包含著特定群體的價值觀，它具有一種內在的力量，使該群體的所有人能在情感上產生一種向心力。民族節日習俗是形成民族文化聯想的極重要的因素。日后，由這種民族文化聯想記憶引發的自覺或不自覺的重復傳統節日行為，則是民俗教育產生的民族文化心理共振的結果，而這種民族文化心理共振是民族文化認同意識的重要情感基礎。
　　建構和傳播民族節日，實質上就是增強民族認同感的過程。節日的功能是巨大的，它本身是凝聚文化的一種載體，過一種節日其實就是體驗一種文化，人最容易在本民族節日的文化熏陶下對本民族產生認同感和自豪感，傳統節日其實就是保持民族認同感的重要堡壘。土家族士兵參加明朝軍隊的抗倭斗爭，無疑是整個土家族世界非常重要的歷史記憶，非常有助于提升整個民族的自豪感，于是這一可歌可泣的歷史事實自然而然通過土家族節日民俗以生動的傳說、豐富的內容、通俗的語言流傳下來。“過趕年”很恰當地擔當了一種民族文化符號，把土家族的光榮歷史傳承下來，使之長久流傳到后世。這對樹立民族自尊心，增強民族自豪感，加強民族凝聚力，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都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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