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湖南省知名作 家徐志頻先生新書《經營中國湖南人》..

細看湘商秘史.

——從《經營中國湖南人》切入.

2009年，湖南辦了一場大型 “湘商尋祖”活動，讓我第一次驚訝發現：原來湖南商業歷史上還有這支一個古老而龐大的陣地！不是說湖南人歷來“重官輕商”嗎？怎么會有如此深厚的商業根基呢？

.有個成語叫“楚才晉用”，說湘商首先想到晉商。晉商于中國人并不陌生，據說被稱作“中國第一商”。幾年前，電視劇《喬家大院》火了，一時間，喬致庸等諸多晉商風流人物，紛紛活躍在講壇和書本。徽商同樣和晉商一樣是中國商人中的優秀隊伍，最具代表的近代徽商人物，當數胡雪巖。

雖然《喬家大院》火了，但是當前，寫中國商人故事和智慧的書，最多還數談論胡雪巖的，這是一件很讓人欣慰的事。中國的發展需要商業文化，很急切。一直以來，中國農耕文化占據歷史舞臺中心，如今，人們開始注重對商業文化進行研究、運用，這不失為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湘商能形成一個派系，有歷史原因，遠非像一些人所傳言的炒作。

一

.在中國，要讓商人發展成一個派系，沒有文化支撐不行。形成派系的原因，并非單指商人創造過多少物質財富，更為可貴的，是在創造社會物質財富的過程中，他們的人文的積淀，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形成有典型和代表的共同心理特征和精神價值。

湘商是有文化的。所謂的湘商文化，就是一代代湘商在創造社會財富的同時也創造出能提供物質經濟持續發展的人文支撐和價值理念，并且這種支撐和理念是歷史的、發展的、成體系的。湘商文化是有歷史進程的。

不少人說湘商是網絡和社會炒作出來的，我不這么看。中國有句古話：“無風不起浪”，要形成浪，肯定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還是要有這樣一股與之關聯的風。湘商文化的存在和挖掘是有歷史根據的，這不像網上所言的那樣。炒作是部分有心人好起哄，但是真正有一種文化派系要崛起，還是要有歷史底蘊和精神支柱，否則這也是不能支持長遠的。

. 如果要問湘商人物中有沒有“胡雪巖”。我可以回答有。且不論歷史上，看今日湘商，他們如今正活躍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各行各業，搏擊在市場經濟騰飛的浪潮，為社會發展和民族進步作出了卓越貢獻。社會各界開始認同湘商，湘商力量蓬勃發展，各行各業的湘商用自己的成績向社會證明：湖湘文化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精神，在他們身上得到升華。再看歷史，無論是陶澍這位中國近代經濟改革的先驅，還是魏源這位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思想啟蒙家，更不須說從經濟改革的身體力行者賀長齡、務運動的首倡人曾國藩……。湘商一直奔走于歷史各個時期，尤其在近代。

可見，近代以來，湘商一直在發聲。

二

..我想說說一個人，禹之漠。一次到長沙岳麓山游玩，看到了這位并不為大多人所知的湘商人物的墓地。我來的時候，正值紅楓滿山，斜暉灑在墓碑上，顯得蒼涼，看著這樣一座安靜的墳墓，心中感慨萬千。禹之漠在里面躺了一百多年了，然而就在這一百多年里，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也許禹之漠他自己也想到了中國會有這么一天，而社會如今的繁榮，到底是什么推力在起著巨大的作用呢？我想很多人的答案會和我一樣：我們應該明白，商業對于一個民族振興發展的意義。

當年，在實業救國狂潮掀起以后，禹之漠當仁不讓，成為商海浪潮中的搏浪者。禹之漠是一個湘鄉人，據說他從小喜歡算術，具有經商天賦。真正讓他得到鍛煉的，還是他在湘軍里擔任運輸糧秣事務的時候。這時間，禹之漠往來于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山東等地，他有機會和這些地方的幫會首領交往，一時間積累了很多經驗和人脈。

當清政府要給他封官的時候，他的選擇與當時湘軍眾多將領格格不入，他沒有選擇做官，也毅然拒絕了厚祿。后來禹之漠成了維新派，他認識了老鄉譚嗣同，禹之漠開始興致勃勃地期待社會好起來。

的確，當時的社會就像一個病入膏肓的人，需要救治，一批知識分子要求變法維新，這時候與眾多支持維新派的人一樣，禹之漠也漸漸參與了，他們熱情很高，彷佛找到了靈藥來醫治這樣的社會。直到出來了“戊戌六君子”，夢破碎了，老鄉譚嗣同被殺害。禹之漠身上流淌湖南文化的血液，他繼續尋找，直到找到了實業救國這個時代新方向。

禹之漠在日本花很大力氣學習新興的應用化學和紡織業操作技術，可以說禹之漠真正接觸到了什么是大機器操作的資本主義。回來了，禹之漠就開始在湖南辦廠，首選就在老家湘潭。

禹之漠從日本購買一批紡織機械回國，他辛辛苦苦創辦了一所規模不大的毛巾廠，并招收藝徒。憑借著禹之漠學回來的技術，他耐心指導工人生產，生產出來的毛巾在當時可稱得上質量好，價格低廉，因此暢銷各地。

禹之漠慢慢做大了自己的產業，隨后他又把產業搬到了長沙，在長沙發展自己的實業。他漸漸感覺到，產業做大了，技術人員實在缺乏，就干脆辦起來工業學堂，學堂就在自己的工廠，一邊生產，一邊培養技術骨干。慢慢地，禹之漠的產業在湖南聲名鵲起，黃興等人找到了禹之漠，耐心做一番工作，希望他贊助革命活動。熱血青年禹之漠說到做到，毅然出資，還擔任同盟會湖南分會會長。

禹之漠的革命活動以后就更加激烈了。后來禹之謨被清政府視為“挾學界、工界、商界為重，主張民權”首亂人物，他不得不離開長沙，返回湘鄉。禹之漠因為被清政府查出與革命黨有聯系在長沙被害。禹之漠屬于近代湖南那個特殊歷史時期的救國商人，他憑借著經商而得的財富投入革命狂潮。死后，他的商業財富為湖南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關于湘商，我不想提太出名的人，不想提已經被炒得沸沸揚揚的人，那些更多曾經用實業為社會進步做過貢獻的人得到歷史應有的承認吧！

三

說湘商，現在離不開道洪江。洪江古商城被看作湘商源頭。據我了解，洪江應該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民間創業第一古都。

歷史悠久的洪江，至今還有許多老人能依稀回憶起當年的繁華。這樣一種文化氛圍里，商人在這里的地位比較高，與傳統觀念似乎格格不入。然而，正因為此，洪江才有形成商都的文化基礎。

洪江有這樣一句諺語：“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這極大反映了洪江古商城商業的重要地位。在老百姓中間，還廣泛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洪江當老板”。洪江作為創業者的夢想天堂，受到萬人追捧。

在洪江商道文化中，尤其以會館文化和幫會文化為代表，這也正是洪江成為民間創業之都的文化條件，同鄉會館和行業幫會，為創業者提供極大的幫助和支持，這是洪江與其他古商城不同的地方所在。

洪江繁盛之時，全國有24個省在此辦過會館，通過同鄉之間的商業合作，逐漸形成“洪江十八幫”。創業群中，辦油號和木材行的較多，來自江西的比較多，而且勢力發展的最大。

創業者往往是十年磨一劍。作為當年洪江古商城的巨富，劉岐山的創業經歷，就是這樣一個“十年磨一劍”傳奇故事。

四

劉岐山是留園的創始人。洪江流傳這樣一句俗語，叫“外無三代富，本地無財主”，意思是到洪江來創業的不是本地人，外來人在此發財也不會超過三代。當年洪江的巨富都會經營油號，做洪油生意有俗語這樣說：“得于水，富在油”。油木為本，油號為主。在洪江創辦油號的，百分之七八十為江西人，貴州人和江蘇人也有一定的財富與勢力，但都無法與江西人相提并論。劉岐山從江西來。

劉岐山出生在江西省新干縣荷袱鄉據溪村劉家炕。十幾歲便因家貧參加太平軍，因為年紀太小還不能打仗，但讀過私塾，能識字，懂計算，所以便做起了后勤糧草的管理與統計工作。太平軍失敗后，劉岐山為了逃避清軍的圍殺，化裝成乞丐，沿路乞討，跑到了九江，當時江邊沒有船，他便找人要來一個大木桶（舊時稱“扮桐”）；他坐著扮筒，渡過了九江，回到了家鄉。因為害怕清政府追捕，回家無生路，又跑出來。那時去洪江沒有旱路，又不通郵政，民間有信使，經常往返于洪江與江西，因江西早就有人在洪江做生意。劉岐山便跟著信使從江西走出來。其父在常德做幫工，便到常德，找到父親，想謀個差事，父親便介紹他去了洪江，因劉岐山有一堂姐夫在洪江開辦一家油號——高燦順油號，在洪江很有名氣，劉岐山便在那當學徒，一直從學徒做到管事。

劉岐山在高家主事的時候，抱著感恩的心態，認真的為高家打理著油號的事務，高家老板非常信任他，也十分看重他，以致在自己病危時托孤與他，囑咐自己的子女他死后由劉岐山來打理油號的全部事務，子女們不得過多干涉油號的事務。開始相安無事，漸漸地，因高家子女覺得自己才是老板，但卻不能參與油號事務，便經常找劉岐山的麻煩。那時油號生意很好，每年賺錢數十萬，對于每年的利潤分配和使用，如多少用于消費，多少用于再生產，都有原則上的規定。每年年底都會付給高家后代一定的紅利。但高家后人多次要求超規格的支付紅利費，由于劉岐山堅守原則，便和高家后人產生了矛盾，經常爭吵，矛盾逐漸激化。在一次爭吵中，高家老四當場攤牌，說道：“這油號到底是姓高還是姓劉啊？”劉岐山無言以對，只好黯然離開了高家油號。

高家老板給劉岐山支付的工資很高，所以他也積累了些資本，開了間布號，經營起布匹生意，讓自己的外甥幫忙照顧。他離開高家后，有人勸他創辦一個油號，他想到高家對他有知遇之恩，不愿意開油號與老東家搶生意，于是便將布號擴張成布莊，并命名為“慶元豐布莊”。

幾年后，辛亥革命爆發，革命運動和革命戰爭席卷了整個中國，在這幾年中社會更加動蕩，經商環境十分惡劣，洪油在運輸過程中經常被劫，導致許多油號、都不敢將洪油往下運，也不敢再制作洪油，致使洪江的桐油原料價格大跌，洪油在洪江的售價也大跌，劉岐山卻認為環境的惡劣只是暫時的，于是便傾盡所有家產，收購桐油原料制作桐油，儲存洪油。

辛亥革命后，時局趨向穩定，社會比較安定，劉岐山便將所屯洪油全部運往江浙一帶銷售，戰亂使得江浙一帶的物資比較緊缺，洪油銷售價格較高，劉岐山一次便凈賺20萬光洋。

由于經營油號投資大，投資期長，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劉岐山在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后決定經營油號生意，創辦了慶元豐油號，以油號生意為主，同時兼營布號和百貨生意，由于經營得當，劉岐山很快成為了洪江巨富，短短幾年時間，便可以擁有資金150萬光洋左右，跟現在比較，恐怕也相當于好幾億人民幣。

劉岐山不僅僅在洪江有自己的產業，而且在上海、南京、武漢和貴州等地區都有自己的油號分號，不僅僅采用集團化運作，更是注重資本經營，他很早的時候，就采取資本輸出的方式來控制產業，形成以油號為核心的產業鏈條，并且還經營金融業。今天去到洪江，依然可見他開辦的錢莊。劉岐山因此事實上成了洪江商人成功運用資本經營作模式的典范。

劉岐山還在富余創辦學堂和藥鋪等公共福利機構，造福百姓，可謂難得的大商人氣魄，這讓我想到了現在的商人，都逐漸發展慈善事業，為社會創造價值做貢獻。如果說胡雪巖的出名是因為財富，那絕對是片面的，胡雪巖是與當時的朝廷有著牽絆的，胡雪巖本人也被稱為紅頂商人，官商追求在利益上重疊，大商人附庸于朝廷，于是做到所謂的資源共享，漸漸地，胡雪巖在商界政界名聲大震了。雖然胡雪巖最后還是敗給了朝廷，但是歸根結底還是利益之爭，這又讓我想起了明初時期的沈萬三，同樣演繹著悲劇。而劉岐山雖在輩分上要晚胡雪巖一些時間，若論財富，劉岐山絕對可以和胡雪巖達到一個層次，可是當劉岐山在一個山中之商城風風火火時，他完全沒有想到自己要去走朝廷路線和政府關系，于是乎，注定劉岐山不能像胡雪巖那樣去揚名在外。

在中國歷史上，太多的因素和政治有著不同程度的牽連，中國文化里的官本位意識是很濃烈的，這既是民族性格導致，也是歷史原因形成。

五

當然，劉岐山那個年代的政治環境是復雜的，但是中國當時確實出現了實業救國的潮流，當時很大一部分商人都和國家命脈相牽連，禹之漠是其中一個，劉岐山跟禹之漠不同，他沒有投身于政權革命和救國熱潮，他一門心思經營商業，這似乎成了他未能在那時揚名天下的原因。兒子劉雪瓊接手產業后，不久就因為油號資敵案而大受打擊，這些富可敵國洪江大商，還是避免不了政治上的風波。

在這樣的山中之商城，還有如此巨富，湘商確有像胡雪巖那樣的大商人，只是國人一直未對他們進行梳理，他們的事跡，都這樣散逸掉了，歷史無意間對他們選擇淡忘。

我讀《經營中國湖南人》，受作者啟發，也隨手舉出幾例，算作附和或補充。在我看來，走進歷史隱秘的深處，從實業或商業的角度，對湖南人進行一次全新梳理，這是當代具備開創意義的事。不信你看，新生代湘商正在崛起，他們是時候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