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改革開放時期的土家族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的重大轉折，它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心由片面強調意識形態向注重發展經濟的根本轉移。從此，經濟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心任務。改革開放政策正是為發展經濟而確立的基本國策。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下，在國家民族政策和發展策略的照顧下，土家族如沐春風，緊握發展機遇，積極謀求發展，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革新。
　　
    一、改革開放后土家族地區的政治變革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重視民族政策的宣傳與落實，民族平等團結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國家政府的關懷下，土家族民族成分的恢復工作也順利展開，并在土家族聚居區逐步實現了民族區域自治。不僅如此，在國家的引導下，土家族地區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這些舉措的實施，切實保障了土家人民的政治權益，為土家族地區的建設事業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
　　
    （一）土家族民族成分的恢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的民族政策逐步得到了貫徹落實，湘鄂川黔鄰近地區部分群眾要求更改為土家族成分的問題也提上議事日程。
　　
    1979年11月，國家民委發布了《關于抓緊進行民族識別工作的通知》。在這一通知的鼓舞下，恩施地區率先開展這項工作。1980年5月，來鳳、鶴峰兩個土家族自治縣相繼成立。1981年秋，國家民委派劉孝瑜（中南民族學院）和章孟林（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務處）到恩施地區指導恢復民族成分工作，恩施地委統戰部組成工作組，在利川進行了試點，對忠路（土司區）、柏楊（漢區）、汪營（衛所區）三處進行對比調查，為指導整個地區恢復民族成分工作積累了經驗。隨后，地委統戰部在咸豐縣召開了各縣統戰部部長會議，部署全地區恢復民族成分工作，并將在利川的經驗及咸豐統戰部長會議的情況上報地委，得到地委肯定以后，批復各縣進行民族成分恢復工作。1982年3月，張爾駒（國家民委政法司）、王炬堡（中央民族學院）、劉孝瑜等來到湘西北、川東南、黔東北、鄂西南等地調查研究，并在恩施地區召開湘鄂川黔四省邊區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總結四省毗鄰地區恢復土家族成分工作。1982年4月，國家民委在北京召開了有關恢復土家族民族成分的工作座談會，會議形成了《湘鄂川黔四省邊境鄰近地區部分群眾恢復土家族成份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紀要》對恢復土家族成分的歷史依據、地理范圍、現實特征以及具體辦法都做了說明與規定。
　　
    1982年夏季，恩施地區土家族成分恢復登記工作全面開始展開。根據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國務院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公安部的有關文件及鄂西地區具體情況，確定了恢復土家族成分的基本做法：第一，根據《紀要》恢復土家族民族成分的工作，主要是在清代改土歸流前的土司、土官管轄的土家族地區，其周圍的衛所地區和邊緣地帶進行；第二，有土家族特點，如過趕年、崇拜祖先、祭祀土王、跳擺手舞和薩爾荷等，而且具有民族意識，本人要求恢復土家族成分的；第三，各民族之間互相通婚所生子女的民族成分，年滿18歲的由自己選擇父母一方的民族成分；不滿18歲的，由父母商定，依父親或母親的民族成分均可；女口父母死亡，可以選擇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民族成分，但是不能再上溯親緣關系；第四，國家干部、職工申請恢復民族成分，須經家鄉所在公社出具審核證明以后，由縣、市民族事務委員會批準發證。恩施地區民族成分登記的結果為：土家族為1 167 103人，占總人口（3251615人）的35.89%。
　　
    1982年5月，長陽縣政府也決定開展恢復土家族成分工作，并成立了民族工作機構，5月31日，章孟林、王俊（宜昌地委統戰部）等人來到長陽指導土家族成分恢復工作。與此同時，長陽縣也組織人員對土家族進行了深入調查，6月25日，周行雄（宜昌地委統戰部）、李德勝等人向湖北省委統戰部匯報了調查結果。之后，在第三次人口普查時，長陽縣登記了部分土家族人口。1983年5月，馬維清（湖北省委統戰部）、章孟林、王炬堡、劉孝瑜、田德生（西南民族學院）等人來到長陽縣，對長陽縣土家族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考察，并向省委統戰部撰寫了報告。此后，長陽縣委、縣政府對全縣群眾的民族成分進行了識別，全縣有土家族人189 795人，占全縣總人口的47.76%。
　　
    1981年9月，王俊等人來到五峰縣考察，對五峰的民族識別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同年11月，縣委統戰部向縣委、縣政府提交了《關于開展少數民族調查的請示報告》。1982年5月，縣委統戰部與縣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又向縣委、縣政府提交了《關于進行民族政策再教育，切實搞好恢復或改正民族成份工作的請示報告》，縣委、縣政府向全縣各地政府機關批轉了這份報告。之后，縣委統戰部與縣人口普查辦統一部署人口普查與民族成分恢復工作。7月，通過人口普查，全縣登記的土家族共109929人，占全縣總人口的58.4%。1983年，王炬堡、劉孝瑜、馬維清和章孟林一行來到五峰，考察了當地土家族的歷史源流、民族文物、文學藝術及習俗風情，撰寫了《關于五峰土家族民族成份恢復工作的調查報告》，確認了五峰縣是土家族聚居區。
　　
    在湘西，桑植、大庸、慈利等縣部分群眾要求恢復土家族成分的呼聲比較強烈。1981年6月9日，龔葆桂（湘西州委統戰部）來到桑植縣檢查民族工作，要求桑植縣首先要做好民族調查。桑植縣成立了民族考察組，經過長期艱苦細致的調查，基本查清了桑植縣的民族成分，并寫出《關于請求恢復桑植部分群眾土家族民族成份的報告》。1982年5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工作會議召開，傳達了《紀要》和省委的指示精神，認為民族成分的恢復是關系民族政策落實的大事。會后，桑植縣開始在全縣范圍內進行民族人口登記，全縣登記的土家族有204805人，占全縣總人口的50.6%。1982年，大庸縣委成立了土家族成分考察識別工作小組，從7月起在全縣開展了民族識別工作，對羅塔坪等14個屬于土司地區的群眾進行了考察，1983年3-11月恢復土家族成分97851人。1983年，大庸縣政府設置縣民委，縣民委對溫塘等14個土司鄉和全縣其余屬于衛所地區的鄉鎮的田、覃、彭、向、黃、庹、符、甄等8姓群眾進行了登記，其中土家族為16807人。1986-1987年又增加了15685人。因此，大庸縣1983-1987年，共恢復土家族成分232099人，占全縣總人口的65%。慈利縣部分群眾也強烈要求恢復土家族成分，在有關部門的指導下，識別與恢復工作陸續展開，經過長期的努力，當地群眾的土家族成分也先后得到承認或改正，在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慈利縣16個少數民族的人口為82828人，其中土家族80623人。由于少數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長及民族成分遺留問題的解決，至1999年，慈利縣已有少數民族407 504人，其中有土家族401513人。20世紀90年代，湖南省有關各縣也對土家族人數進行了統計，其中石門縣有34.5萬多人，沅陵縣有8萬多人，溆浦縣有5萬多人。
　　
    在川東南地區，土家族民族成分問題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1982年，四川省委派出馮冰向等人與涪陵地區有關負責人一起對川東南土家族情況進行了專門調查，認為川東南土家族族源清楚，雖然語言大部分消失，但仍然保留部分稱謂，民族特點比較明顯，基本上統一了對川東南土家族成分的認識。1982年5月以后，在《紀要>精神的指導下，在川東南地區，土家族認定、統計工作陸續展開，最后統計出秀山、酉陽、黔江、彭水、石柱等縣土家族共有80萬人口。
　　
    貴州省東南地區也開展了這項工作。當地沿河、印江、德江、思南、江口等縣從元代后推行土司制度，土官世襲了500多年，其先民被稱為“土蠻子”、“蠻子”、“土苗子”、“土巴僚”等，多數境內建有土王廟、土主廟等，分布界限明顯，族源清楚，現實特點比較顯著，尤其是土家婦女的服飾還保留著濃厚的民族特色。在《紀要》精神的指導下，這些地區經過試點登記、自愿申請、群眾申報、群眾審議、張榜公布、上級批準，共恢復土家族人數接近70萬人。1984年7月，貴州省有關專家來到印江、沿河、江口、松桃等縣又進行了反復調查，認為“土家族部分群眾雖然語言已經消失，但還有一些語言殘存的痕跡，還保留一定的民族特點，民族意識明顯存在”，肯定了銅仁地區恢復土家族民族成分的工作。1986年貴州省政府正式批復，使土家族成分合法化。
　　
    隨著大量土家族民族成分的恢復，土家族人口劇烈增加，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全國土家族人口已達802萬。
　　
    （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實行
　　
    民族區域自治是我國一項基本的政治制度，它具有巨大的優越性，既有利于國家的統一，又能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自治；它充分保障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和平等權利，實現了少數民族當家做主，自己管理本民族事務的政治愿望，是我國人民民主政權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具體體現，有助于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與繁榮。
　　
    20世紀50年代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激發了其他土家族地區要求民族區域自治的強烈愿望，但由于當地政治思潮與政治運動的沖擊，各地也就只好暫時放棄這一想法。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的民族政策逐步落實，人們的思想也得到了解放，各地又開始醞釀和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的計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鄂西普遍進行了一次民族政策的宣傳、教育活動。1979年8月，恩施行署選出以來鳳的田恩波（土家族）、鶴峰的田冬生（土家族）和宣恩的石幫志（苗族）為代表，組成參觀團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十周年國慶觀禮。在觀禮之前，國家民委組織參觀了內蒙古自治區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使他們產生了實現民族區域自治的愿望。參觀結束后，他們分別向縣委、縣政府領導作了匯報，提出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的要求，得到了來鳳、鶴峰縣委及縣政府領導的支持，并及時向恩施地委和行署寫了申請報告。恩施行署及省人民政府將他們的報告向上轉報。1980年4月，國務院批準成立來鳳和鶴峰兩個土家族自治縣。1980年5月，來鳳、鶴峰兩個土家自治縣先后成立，這對鄂西其他各縣少數民族干部群眾的影響很大，要求實現民族區域自治的呼聲越來越高。咸豐、宣恩、恩施、利川4個縣于1980-1981年，先后寫了兩次要求成立自治縣的報告。經過慎重考慮，1980年10月，恩施行署向湖北省人民政府寫出報告，要求成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3年7月13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向國務院上報了有關建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報告。1983年8月19日，國務院批準設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恩施地區行政區域為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行政區域，撤銷恩施行政公署。同時撤銷來風土家族自治縣，恢復來鳳縣；撤銷鶴峰土家族自治縣，恢復鶴峰縣。1983年11月23-29日，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1983年12月1日，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舉行了成立大會。
　　
    與此同時，土家族自治縣也相繼成立。1984年7月13日，國務院批準設立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和五峰土家族自治縣。1984年11月25日，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召開了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12月8日，舉行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成立大會。1984年11月26日，五峰土家族自治縣召開了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12月12日，舉行了五峰土家族自治縣成立大會。此外，在四川，1983年11月7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成立；11月11日，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成立；1984年，11月10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成立；11月13日，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成立；11月18日，石柱土家族自治縣成立。在貴州，1986年10月7日，沿河土家族自治縣成立；12月13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成立。除了成立自治州、自治縣外，湘鄂川黔邊境各縣市的土家族鄉也相繼建立起來。至此，土家族地區基本上實現民族區域自治，各地自治機關也開始了正常運轉，土家族人民行使起當家做主的權利。
　　
    （三）民族工作機構的設立
　　
    民族工作機構主要包括各級黨委、各級人民政府民族工作機構以及各省人大、省政協設立的民族事務委員會或民族工作委員會。其中，作為政府部門的組成部分，各縣、市、州民族事務委員會與當地社會政治、經濟、人們的生活最為緊密。它的工作職責主要包括：促進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維護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協同有關部門制定與執行有關少數民族法規，協助有關部門進行民族政策的宣傳和教育，檢查民族政策執行情況，調查民族經濟的情況，參與研究發展民族經濟方針、政策和規劃工作，協助有關部門發展民族地區經濟建設，，協助有關部門管理少數民族各項補助專款、資金的分配和使用，會同有關部門進行少數民族社會經濟統計工作，協同有關部門促進少數民族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研究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組織接待少數民族參觀、訪問事宜，接受和處理各族人民對民族事務的建議。因此，民族事務委員會的設立，是做好民族工作、發展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推動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
　　
    改革開放以后，湘鄂川黔各省及各自所轄市、縣政府便開始恢復民族事務委員會或相關工作機構。1979年5月，湘西州成立了州委統戰部，下設民族事務科，主管全州民族事務。1983年8月，國家機構改革全面開始，湘西決定正式成立州民族事務委員會，1987年以后，州里的各縣、市的民族事務組也先后更改為民族事務委員會。在恩施州，隨著各級行政工作逐步走上正軌，恩施行署民族事務科得到恢復，但仍與統戰部合署辦公，歸統戰部領導。隨著民族區域自治的實現，1984年4月，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務局成立，各縣、市民族事務局也相繼成立，正式成為各級政府的組成部門。1984年7月，州、縣、市民族事務局改為民族事務委員會。2001年12月，恩施州民族事務委員會改為恩施州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各縣、市民族事務委員會相應改為民族宗教事務局。
　　
    （四）土家族干部的培養與使用
　　
    培養和使用少數民族干部意義重大，它是政治上民族平等的重要體現，是政治民主的重要標志；它有利于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它是推動民族地區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必然要求。加強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權建設，就必須加強民族干部隊伍建設，因此，它也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關鍵。
　　
    改革開放以后，土家族地區十分重視對包括土家族在內的少數民族干部的培養與選拔，并將它作為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來實施。為了鍛煉出優秀的民族干部，土家族地區采取各種方式，包括去各類高等院校深造，通過學習理論知識，提高他們的理論水平和綜合素質；去各級黨校學習，提高他們的道德修養與思想覺悟；到上級機關去掛職鍛煉，學習和熟悉工作規范與程序，改進自己的工作態度；去優秀企業或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掛職鍛煉，學習與借鑒企業或發達地區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管理模式，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到基層鍛煉，體察民情，了解基層人們的真實情況，增強工作的目的性；輪崗交流鍛煉，豐富工作經驗和改進工作思路，提高應對不同工作崗位的能力。通過以上各種方式的培養鍛煉，土家族地區民族干部的政治素質與業務能力得到了普遍提高，民族干部的隊伍也不斷發展壯大，他們走上各個工作崗位，逐漸成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決策者與核心力量。
　　
    恩施州少數民族干部1983年為17 429人，占干部總數的30%，經過培訓與選拔，1998年發展為49 016人，所占比例增長為54.9%，逐漸與少數民族人口占全州人口的比例相適應。自治州成立后，恩施州土家族、苗族干部擔任了州人大常務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州人民政府州長、副州長，而且在州、縣、市黨委、人大、政府領導機關中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具體數據如下：1983年建州時，州人大常委會正副主任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33.33%，州人民政府正副州長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42.86%; 1988年換屆選舉后，州人大常務委員會正副主任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28.57%，州人民政府正副州長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33.33%；1993午換屆選舉后，州人大常務委員會正副主任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28.57%，州人民政府正副州長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28.57%; 1998年換屆選舉后，州人大常務委員會正副主任中，土家族干部占16. 66%，州人民政府正副州長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50%; 2003年換屆選舉后，州人大常務委員會正副主任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37.5%，州人民政府正副州長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57.14%。在州委班子中，少數民族在1983年僅占8.33%，到1987年已升至54.55%。1998年，由于干部交流情況變化，民族干部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占25%。縣、市級政府領導班子中，民族干部所占比例一直呈上升趨勢，黨委班子中也在近幾年保持40%以上的比例。據統計，1983年，縣、市政府班子中民族干部18人，占總數的35. 29%；1993年，縣、市政府班子中民族干部28人，占總數的47. 46%。
　　
    在貴州，隨著土家族民族成分的恢復，土家族干部的培養、選拔和使用也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土家族的干部隊伍發展較快，數量不斷增加。據1995年統計，全省有土家族干部20 795人，其中地廳級15人，縣處級205人，科局級2 300人。在銅仁地區，土家族干部地廳級4人，縣處級69人。沿河土家族自治縣1990年有干部2 926人，土家族干部占總數的78%，縣政府、人大、政協、紀檢、人武部等單位的主要領導中，土家族都占有一定的比例，縣科局級和鄉鎮領導中，土家族干部所占比例在70%～83%之間。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1995年全縣有土家族干部4101人，占全縣干部總數的82%。德江縣1995年全縣有土家族干部5035人，占全縣干部總數的88%。
　　
    在湘西，民族干部的培養使用工作也取得了較大成效，少數民族干部隊伍不斷壯大，其文化素質也在逐步提高。1997年底，全州少數民族干部為3. 69萬人，占干部總數的71.4%；在少數民族干部中，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的有1.43萬人，占少數民族干部總數的38.8%；具有高、中級專業技術職稱的少數民旗干部6757人，占少數民族干部總數的18.3%；在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協中，領導成員為272人，少數民族為209人，占76.84%；218個鄉鎮黨政領導班子成員1367人，少數民族為1079人，占78.93%。在這些少數民族干部中，土家族干部占有很大的比例。
　　
    此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國各地都先后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涉及許多方面，包括建立健全民主制度，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使人們享有廣泛的權利與自由；加強法制建設，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加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推進依法行政，維護司法公正，提高執法水平，拓展與規范法律服務，積極開展法律援助，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提高人民的法律素質；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健全黨的工作機構與工作機制，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深化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合理設置機構，優化人員結構，提高行政效率和工作作風；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完善司法機關的機構設置、職權劃分和管理制度，加強對司法工作的監督，完善訴訟程序，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選拔用人機制和人員管理機制等。按照國家的部署，土家族地區切合實際情況，逐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一、改革開放后土家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堅持從實際出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健康協調發展。在此歷史背景下，土家族地區的改革開放事業也隨之逐步展開，20世紀80年代對經濟體制實行了全面改革，積極發展對外貿易，這為后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經濟體制改革
　　
    舊有的經濟模式嚴重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為此，土家族地區對經濟體制進行了改革，改革領域涉及到農業、工業、商業等各個方面。
　　
    1．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建立和健全農業生產責任制，推行“包干到戶”或“包產到戶”經營形式。這兩種形式使農民既是勞動者，又是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擁有了經營自主權；同時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核算，自負盈虧，完成國家和集體上繳的任務后，其余全歸自己支配，體現了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因此深受土家族地區廣大農民的歡迎。從總體而言，土家族地區的農村生產責任制改革始于1979年初，各地在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過程中，首先實行包產到組的聯產計酬的生產責任制試點。從1981年起，生產責任制向“雙包”發展。一是包產到戶三不變，以地定產，以產定工。生產隊把全部產量和農活承包到戶，定產以內統一分配，超產歸承包戶，減產賠產。二是大包干，即土地好壞搭配，承包到戶，分戶經營，生產費用自理，承包者承擔征購任務，上繳提留，其余產品歸自己所有。雙包責任制打破了分配上的平均主
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982年以后，土家族地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進入了穩定與完善階段。恩施地區土家族農村就普遍經歷了這樣一個改革過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后，恩施地委就將傳達學習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同組織工農業生產新高潮結合起來，各縣委、縣革委會均以適當形式學習和貫徹全會精神。1979年2月，利川召開2000人參加的區、公社、大隊三級干部和勞動模范大會，學習貫徹全會精神，動員和組織工作重點轉移。巴東縣召開五屆二次擴大會議，學習貫徹全會精神，制定實現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來鳳、咸豐等縣也先后學習貫徹全會精神，結合自己實際制定相應措施，加速實現工作重點轉移。
　　
    當時，農業生產形式轉移問題更是工作的重中之重。為逐個建立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恩施地區各級黨委都經歷了一個不斷摸索、不斷實踐、不斷提高的過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關于發展農業的兩個文件，一是《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二是《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恩施地區把學習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與貫徹落實黨中央兩個農業文件精神相結合，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尊重生產隊自主權，提高農產品價格，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堅持“大集體、小自由”等，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1979年，為貫徹中央兩個農業文件，推行三種責任制和計酬形式，地委加強領導，放手讓群眾選擇，全區2.46萬多個生產隊中，實行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的占41.9%，實行定額記分（按完成勞動量計分）的占40.3%，實行計時加評議的占15.2%。通過一年實踐，促進了生產發展，總的情況比較好，其中以實行包工到組、聯產計酬效果較為顯著。鶴峰縣在秋收時組織全縣干部驗收對比，結果實行分組作業、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的863個生產隊中，有650個隊增產，占75.3%，未實行的488個生產隊中，只有262個隊增產，只占53.7%；來鳳縣的統計也同樣說明這個問題，全縣未實行責任制的1569個生產隊中，增產719個，占45.8%，而實行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的698個隊中，增產467個，占66.9%。一年實踐，使原來對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特別是實行包工到組、聯產計酬持懷疑態度的人們改變了看法，因而有力地促進了這種責任制的發展和鞏固。
　　
    1980年9月中共中央頒發[1980] 75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對實行包產到戶（包括包干到戶）問題從政策上作出相應規定，指出：“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的地區，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就這種地區的具體情況來看，實行包產到戶是聯系群眾、發展生產、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就全國而論，在社會主義工業、社會主義商業和集體農業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是依存于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什么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并不可怕。”“在一般地區，集體經濟比較穩定，生產有所發展，現行的生產責任制群眾滿意或經過改進可以使群眾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這些地區領導的主要精力應當放在如何使集體經濟進一步加以鞏固和發展。已經實行包產到戶的，如果群眾不要求改變，就應允許繼續實行，然后根據情況的發展和群眾的要求，因勢利導，運用各種過渡形式進一步組織起來。”1980年冬至1981年春，恩施地區集中學習和貫徹文件，按照文件精神建立和完善生產責任制。文件受到農民普遍歡迎，但也受到“左”的干擾。1980年11月鶴峰縣在給地委的報告中說，在鶴峰縣有三種反映：一是中央75號文件好，深得民心，這是主要的大量的，凡是貫徹落實得好的，責任制定得早的社隊，生產主動，社員積極性高漲；二是認識模糊，認為專業承包、責任到勞，就是包產到戶，分田單干，“要土地回老家”，有相當多社員不愿去搞多種經濟生產，擔心今后分田單干時沒有自己的土地；三是公開散布中央75號文件是復辟倒退，是錯誤的。
　　
    這時，地委一方面在各地加大學習和宣傳75號文件力度，克服“左”的影響，一方面狠抓貫徹落實。1980年12目和1981年1月召開的全地區多種經濟工作會議，都把學習和貫徹75號文件，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搞好多種經濟生產責任制作為重要內容。各縣相繼采取措施落實75號文件精神，探索適合各自實際的生產責任制。
　　
    到1981年下半年，恩施地區“大包干”（生產包干、國家統購派購包干、集體提留包干）農業生產責任制已經有了較大發展。1981年10月，恩施地委印發王利濱1981年9月23日在地委召開的縣長和地直機關局以上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講話充分肯定“大包干”的積極作用，認為田分到各家各戶不會偏離社會主義方向；“大包干”體現群眾意愿，群眾對大包干感興趣的原因，主要是它克服了平均主義，利益直接，群眾自主權增強；生產關系適應了生產力發展水平。這次講話肯定了恩施地區以“大包干”為特色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做法，對普遍推行“大包干”責任制起了積極推動作用。到1982年秋，全地區基本上實現“大包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據建始縣當年9月統計，包干到戶生產隊3462個，統一經營、責任到勞的生產隊僅剩102個，分別占生產隊總數97.1%和2.9%；巴東縣1982年春組織1300多名干部深入社隊完善“大包干”生產責任制，到年底全縣普遍實行了“大包干”生產責任制。
　　
    土家族地區生產責任制的鞏固和完善，有組織、分步驟地調整生產關系，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簽訂承包合同，使集體的統一經營和農民的家庭分散經營有機地結合，打破了“出勤不出勤，工分照樣評”、“上坡不上坡，口糧一樣多”的“大鍋飯”，體現了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從而大大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土家族地區農業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勢，糧食產量逐年遞增，產業結構日趨合理。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我國農業改革中的一大突破，是土家族農村經濟飛躍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改革農村三級關系和“政社合一”。自1958年農村建立人民公社以來，實行的是“政社合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管理體制。這種體制將國家基層政權組織與農民的集體經濟組織合為一體，使作為國家政權組織的公社實際上具有直接支配集體經濟的生產、交換、分配等經濟活動的能力，集體經濟組織的一切活動，都要聽從政權組織的指揮，由行政機構控制，集體經濟組織的自立權被否定，變成行政機構的附屬物，從而制約了生產隊的自主權，極不利于農村經濟的合理發展。1981年以后，土家族地區對這種制度進行了改革。1984年，恩施州各縣（市）進行了撤社隊建區鄉的工作，全州共建鄉687個，區轄鎮66個，縣轄鎮16個，設區78個，將以前由人民公社行使的基層政權組織的職能，改由鄉政府來行使，各地農村撤銷作為行政機構的生產大隊，成立村民委員會作為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辦理本居住地區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等。公社改為經濟組織后，與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不再是上下級的行政隸屬關系。生產隊地位也發生了變化，它們不再是原來三級中的基本核算單位，而是獨立的自負盈虧的集體經濟組織。由于政社分開，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自主權利得到保障，有利于新的經濟聯合，使各級經濟組織之間成為互相獨立的經濟實體，有利于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實行聯合，也精簡了機構和干部隊伍，減輕了農民負擔。
　　
    再次，調整農業結構，實行農村多種經營體制。改革開放初期，土家族地區從實際出發，在不放松糧食生產的同時，調整農村經濟分工，大力發展多種經濟。多種經濟模式有利于調動土家族地區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農業結構的迅速轉型，使其更好適應市場需求，為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增添活力。
　　
    恩施地區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發展農業生產的方針是“以糧為綱，全面發展”，雖說有所成效，但糧食仍然很短缺，為解決吃飯難問題，在有些地方只重抓糧食生產，忽視發展多種經濟，不僅吃飯難用錢也難，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改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恩施州從實際出發，全面貫徹農業生產方針，調整農業內部比例關系，在糧食自給有余的同時放手發展多種經濟。
　　
    一是把發展多種經濟提到重要議事日程，這主要是抓廣泛深入的宣傳發動和及時有力的組織領導。1979年10月，當時恩施地委、行署發表了一封給農村基層干部和社員的信，要求在糧食自給有余基礎上，大力發展多種經濟，充分發揮山區優勢，力爭收入水平盡快趕上平原地區。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地委、行署號召全區廣大干部和群眾立即行動起來，人人動手栽經濟林。1979-1981年，全區每人栽種33棵經濟林木，5～7年后，經濟林木收入年人均300元。從這時開始，全州出現大栽“搖錢樹”的熱潮。1979年12月、1980年7月、19 81年1月先后3次召開全區多種經濟工作會議，貫徹“決不放松糧食生產、積極發展多種經營”的方針和相關政策，分析形勢，總結交流經驗，發展、加強和完善多種經濟生產責任制。
　　
    二是進一步發揮集體和個人兩個積極性。1981年11月，恩施地區三級干部會議明確指出：凡是過去已經辦起來的社隊種植、養殖、加工等企業，都要從各方面加強領導，幫助搞好經營管理，并在經濟上大力扶植，技術上給予指導，使之鞏固和發展；只要不種鴉片，不搞投機倒把，不從事剝削他人的非法活動，一切適宜社員個人的經營項目，都要放手讓個人去搞，并且要鼓勵靠自己的勤勞和智慧發家致富；要因戶制宜，大力組織和扶植社員個人發展各種小菜園、小竹園、小藥園、小果園、小桑園，小茶園、小林場、小畜牧場以及其他家庭農副業生產。
　　
    三是解決茶葉產區農民吃糧問題。為了進一步調動茶葉集中產區農民種茶積極性，1980年7月地委和行署對茶葉集中產區農民吃糧問題作出規定：以生產隊為單位，年人均出售干茶在30斤以上者為集中產茶隊，以當年糧食產量和賣給國家干茶數為基礎，核定每人月口糧標準，確定國家糧食定銷指標；人均出售干茶30～40斤的隊，或出售干茶人均金額在40元以上的隊，口糧標準定為30斤，人均出售干茶40～50斤的隊，口糧標準定為35斤，人均出售干茶50斤以上的隊，口糧標準定為40斤，由糧食部門一年一定，當年供應。
　　
    四是提高農民科學技術水平。恩施地委和各縣委注重推廣先進種植和加工技術，提高農民科技水平。恩施縣辦農校培訓農民技術員得到上級充分肯定，1980年4月，《人民日報》發表“編者按”向全國推廣。上述各項政策的貫徹落實，促進了多種經濟的發展，全區出現初步由窮變富的局面。1982年8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對恩施地區的報道：“責任制上山、多種經濟上山、科學技術上山——恩施地區出現由窮變富的新局面。”文章說，“三上山”給恩施地區帶來八變化：肚子吃飽了，貢獻大了，財源廣了，發電多了，路修通了，新車多了，新房多了，飲水清了。
　　
    湘西州農村也進行了農村多種經營改革，采取措施實行退耕還林，退耕還牧；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鼓勵發展商品經濟與從事長途販運；鼓勵廣大農戶務工經商。經過調整，湘西州農業發展出現生機。1982年湘西州糧食總產量達9.1億公斤，比1980年增長20%;農業總產值達6.1258億元，同比增長10.73%。湘西州的貧困面貌有所改變，一些地方出現了一批先富起來的專業戶、重點戶。1983年1月12日，在湘西州首次專業戶、重點戶代表會議上，有230名代表暢談了勞動致富經驗。
　　
    總之，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充分調動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人們可以根據市場需求來進行農業結構調整，成功地開辟了一條發展農村經濟的新道路，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2．工業經濟體制改革
　　
    土家族地區工業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是增強企業活力，一方面在堅持公有制為主導的前提下，積極開展多種經濟形式；另一方面工業經濟逐漸轉向以擴大再生產為主的模式，積極進行企業內部的技術改造。
　　
    第一，擴大企業自主權和實施企業法人責任制。擴大企業自主權，增強企業活力，始終是工業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和主要任務。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各項改革，其本質內容和基本要求是確立國家和企業之間的正確關系，使企業擺脫對行政機構的附庸地位，擁有更大的決策自主權，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20世紀80年代，土家族地區根據國務院下達的《關于擴大國營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和《關于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等文件精神，結合本地區的具體情況，通過實行企業承包責任制與企業法人責任制，擴大企業經營管理的自主權。企業在完成國家計劃、供銷合同的前提下，可以根據市場的需要，增產適銷對路的產品；可以根據生產需要，直接到市場或產地采購；按補充計劃生產的產品，如果商業外貿不收購時，企業可以按國家規定價格自行銷售；可以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率及其企業的留成比例；可以申請產品出口；企業在招工計劃內可擇優錄用職工，有權獎懲職工，升降任免中層以下職工，并決定自己的機構設置。
　　
    湘西州1983年開始進行工業經濟體制改革，推行企業承包制是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被稱之為“‘包’字進城，‘包，字進廠，‘包’字進店”。1987年，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在全州工商業全面推行。承包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三保一掛”，即保上繳國家稅利，保技術改造，保固定資產增值，工資總額與上繳稅利掛鉤；二是上繳利稅遞增包干，在核定上繳利稅的基礎上，逐年按規定的遞增率向財政上繳利稅；三是上繳利稅基數包干，超收全面或按比例分成；四是盈虧包干，即對企業實行盈利超額全留或虧損補貼包干；五是實行租賃經營。1988年，80%的預算內工業企業實行承包經營；90%以上的國營商業企業實行了不同形式的承包經營，其中招標承包的約占21%。
　　
    1987年，恩施州開始在181家預算內國營企業中推行承包制，確定企業經營者的中心地位，擴大企業自主權，并使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逐步分離。到1988年，全州全民所有制企業都在積極推行承包、租賃等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恩施州委指出，工商企業改革，重點是繼續完善和發展承包經營責任制。圍繞這個重點，開始抓五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承包合同，盡量做到合同內容科學、條款規范，能正確體現國家、集體、經營者與職工之間利益關系；二是在企業內部全面推行層層承包和全員風險抵押承包；三是積極推行企業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掛鉤的辦法；四是穩步優化管理人員結構，優化勞動組合；五是認真貫徹執行《企業法》，理順企業領導關系，建立廠長（經理）全面負責的新領導體制，并幫助廠長（經理）到位。1989年1月，恩施州委、州政府確定深化企業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堅持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認真貫徹執行《企業法》，按照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原則，擴大經營者的中心地位，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增強企業活力，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于是，全州繼續推行小型企業、門店租賃承包——如在經銷人員中推行“五費合一”（工資、旅差費、補助費、業務費和獎金）經銷包干辦法，根據完成任務情況按規定比例提取包干經費；國有商業、物資供銷企業和國營工業企業實行經營、價格、分配、用工“四放開”。然后，在發展橫向經濟聯合與協作、組建企業集團、試行股份制、“三引進”等方面作了一些探索。1991年5月，州委一屆五次全體會議通過的《州委關于制定我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指出：“要繼續穩定和完善企業承包制。今后我州企業承包要在穩定的基礎上，重點抓好完善和發展工作，要以本區域同行業的平均資金利潤率為主，兼顧其他有關變動因素，合理確定承包基數；建立健全綜合經濟效益指標、技術進步和發展指標、管理指標等三大考核指標體系；推行領導集體承包和全員風險承包；正確處理企業的黨、政、工關系；進一步理順國家、企業和員工三者利益關系；同時抓好企業內部的勞動、工資、保險等配套改革。”同年12月，州委、州政府提出《進一步搞好國營企業的若干意見》，內容包括落實企業生產經營權、落實企業內部分配權、擴大生產企業定價權、增加技術改造投入、鼓勵開發新產品、促進組建企業集團的試點、完善承包經營責任制、積極開拓州內外市場、抓好企業領導班子和技術骨干隊伍建設等14項42條具體措施，從此，恩施州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推行開始向全方位、高質量檔次邁進。1992年1月，州政府為國有企業進一步完善承包經營責任制，還在恩施制藥廠、州麻棉紡織廠、恩施市工具廠、巴東三峽水泥廠、鶴峰磷化集團進行“首鋼式承包”試點。
　　
    作為企業承包制配套改革主要內容之一，企業法人負責制主要是指由廠長全面負責生產指揮、經營管理等活動，使廠長（經理）真正享有企業行政權、生產經營決策權、指揮權、人事任免權，實行責、權、利緊密結合的生產經營管理制度。由于這一制度有利于企業的自主管理與決策，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益，因此在土家族地區，各企業開始普遍推行這一制度。
　　
    恩施州在實施企業法人負責制時，制定了具體的實施辦法與步驟。1988年9月，州委、州政府《關于進一步堅持改革開放、加速發展商品生產的若干暫行規定》指出：“理順企業內部各方面關系，全面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進一步確立和強化廠長（經理）的中心地位。企業的廠長（經理）、黨委書記，一般由一人擔任。大中型企業，可另配一名專職副書記；小型企業，一般不配專職副書記。”按照這個要求，全州開始改變原有企業干部管理辦法，實行公開招標、選舉、聘用企業干部制度。一是采取招標、選聘等多種辦法產生廠長（經理）；二是由廠長（經理）提名或決定，用招聘、選聘或考聘等方式聘用企業內部各級管理人員。當時，聘用企業行政副職，包括按規定配備的總工程師、總經濟師、總會計師，是區別情況進行的，如大、’中型企業行政副職，由廠長（經理）提名，征求企業黨組織意見后，提請企業主管部門審定任免（聘任、解聘）；小型企業行政副職，由廠長（經理）提名，征求企業黨組織和企業主管部門意見后，廠長（經理）決定任免（聘任、解聘），并報企業主管部門備案。恩施州普遍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取得明顯成效：一是擴大了企業經營者的自主權，強化了企業生產經營管理體系；二是改變了長期以來企業黨政不分的現象；三是調動了企業職工積極性；四是企業經濟效益得到提高，增強了企業的發展后勁。
　　
    實踐表明，土家族地區擴大企業自主權之后，企業有了一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和獨立的經濟利益，開始成為一個具有內在動力的經濟單位；開始重視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普遍增強了經營觀念、市場觀念、服務觀念和競爭觀念。這對于促進土家族地區經濟體制調整，爭取實現財政狀況的好轉起到了積極作用。
　　
    第二，建立健全企業內部經濟責任制。1981年10月國務院先后轉發國家經委、體制改革辦公室共同制訂的《關于實行工業經濟責任制若干問題的意見》和《關于實行工業經濟責任制的暫行規定》兩個文件。依據這兩個文件，土家族地區企業改革了工資分配制度，實行責、權、利三者掛鉤，要求各企業廣泛推行計件工資、浮動工資、職務工資、崗位津貼等靈活多樣的勞動報酬形式。同時，又改革了獎金分配制度，規定企業在完成國家計劃和稅利增加的前提下，獎金可以“上不封頂”，并采用超額累進辦法征收獎金稅。各企業提取的獎勵基金，可以用于發放獎金，也可以用于實行浮動工資升級。另外，還改革了勞動制度和人事制度，企業用人方式更加靈活，也使得職工個人收入同企業的經濟效益直接掛鉤。例如恩施州企業內部改革的重點之一就是實行工效掛鉤的管理制度。1988年底，批準工效掛鉤企業28戶，從試行結果看，工效掛鉤取得一定成效，特別是在生產穩定、效益較好的企業收效更為明顯。一是能夠保證財政收入穩定增長；二是有利于加強企業內部管理，不斷提高經濟效益；三是明確了國家與企業利益分配關系；四是有利于控制消費基金不合理增長。
　　
    第三，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形式作為公有制有益的補充，增強市場經濟的活力。在堅持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土家族地區積極發展集體企業、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業等多種經營形式。
　　
    3．商業經濟體制改革
　　
    20世紀80年代初，土家族地區對商業體制進行了的改革，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下：第一，對國營商業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如前所述，主要是實行政企分開，調整所有制結構，推行多種所有制形式和多種經營形式，實現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企業在生產計劃、產品購銷、產品定價、資產使用、資金分配、經營方式、用人機制等方面擁有越來越大的自主權，企業活力得以增強。第二，實行多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它可以提高社會經濟效益，將國家、企業和勞動者的經濟責任、經濟權力、經濟利益緊密結合起來，從而提高生產者的生產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企業生產的發展。第三，對供銷合作社體制進行改革，突出供銷合作社組織上的群眾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經營上的靈活性，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第四，大力發展個體服務業，發揮它們靈活多樣、適應性強的特點，服務、方便群眾，活躍市場經濟。1980年以后，恩施州各縣市相繼發放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允許私人從事飲食、修補、加工、理發、服裝、日用雜貨零售等行業，城鄉經濟日漸活躍。第五，發展城鄉集市貿易。它是土家族地區人民進行商品交換的一種傳統形式，也是各族人民之間互通有無、調劑余缺的主要場所，可以增強各族人民之間的經濟往來，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第六，疏通城鄉商品流通渠道。在土家族地區，各種商業形式，如國營商業、供銷社商業、工業辦商業、鄉鎮企業辦商業、個體商販、外來客商等涌入城鄉市場，市場充滿了生機與活力。第七，擴大對外貿易。各地積極開發特色產品，大力開拓國外市場，賺取外匯。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土家族地區根據社會發展的趨勢和國家經濟政策的調整，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的基礎上，在經濟領域中進行了深化改革，在農業經濟結構調整、個體私營企業發展、國有企業改革與培育民營企業等方面均取得了明顯成效。恩施土家族地區經過調整發展戰略，經濟得到了迅速增長。現以恩施地區為例，來反映90年代以后土家族地區經濟改革發展的大致狀況。
　　
    在農業經濟改革方面，恩施州實施了“優化農村經濟結構，‘三大戰略，扭在一起抓”的戰略。20世紀90年代，為適應形勢發展，調整，優化農村經濟結構成為當務之急。1999年，全州上下按照“耕地經營調整注重當年效益，山地資源開發注重長遠效益，庭院經濟改造注重長中短效益結合”的農業結構調整思路，大力進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在種植業方面，糧（食）經（多種經濟）產值比由1998年54：46調整為51：49；在農業方面，農林牧漁業產值比調整為57.2：6.6：35.7：0.5；在農村經濟內部，非農產業所占比重由1998年33.9%上升到39.7%；農村勞動力從事二、三產業比例由1998年28. 3%上升到31. 3%。農業產業化經營主要指標全面上升。1999年，全州六大主導產業的農業產值達27億元；農業產值與加工產值比由1998年1:0.72調整為1：0.8；農副產品綜合商品率達45%，比1998年提高2.5個百分點；農民從產業化經營中人均新增純收入40元左右。農業產業化基地規模進一步擴大，全州煙葉、茶葉、干鮮果、蔬菜、藥材總面積達340萬畝，比1998年增加近50萬畝；生豬、山羊、家禽的飼養量也有較大幅度增長。1999年，全州共新建農產品加工、流通企業42個，農業產業鏈聯結日趨緊密，1999年，全州著力實施以山地資源大開發、耕地經營大調整、庭院經濟大改造為主的常年農業綜合開發。農業基礎設施進一步改善，農業可持續發展后勁進一步增強。
　　
    在優化農村經濟結構的同時，恩施州委、州政府進一步提出農業產業化經營、5鎮企業發展和農村小城鎮建設“三大戰略扭在一起抓”的思路。1999年8月，恩施州委對“三大戰略扭在一起抓”作出具體部署：恩施州建委具體負責小城鎮建設規劃和建設指導工作，堅持城鎮綜合功能逐步規范、相對集中，統籌考慮工業小區、商貿小區、文化小區、居民小區和市政建設；州企管局抓好重點鄉鎮企業發展布局，總體上要講結構，符合產業政策，具體發展要講科技含量，單個企業要講效益，企業發展要與產業化、第三產業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民營經濟發展相結合，拓寬發展門路；州林業、農業、醫藥、畜牧等部門要結合農業產業化專項任務搞好基地、農戶和龍頭企業之間的配合，做好依托小城鎮形成產業鏈的工作。其具體目標和任務是在全州選取30個重點鎮作為小城鎮發展重點和農村農業現代化試點，并從中選取10個鎮作為明星鎮，予以重點支持；試點鄉鎮80%以上鄉鎮企業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建在鎮上；到2000年，全州農村非農產業產值須達70%，農村勞力非農業率提高到30%以上。目標任務確定后，全州上下一起在“扭”字上做文章，強力推動“三大戰略扭在一起抓”的健康發展，形成以市場為導向、以農民為主體、以農業產業化和鄉鎮企業帶動為主的小城鎮發展格局。“三大戰略扭在一起抓”是全州農村實現“二次創業”的必然選擇，是增加農民收入、財政收入、拓展農村市場的現實途徑，是大規模轉移農村剩余勞力、實現農業工業化、農村城市化的必然趨勢，是全州農村經濟擴大規模、提高質量和效益的有效途徑。
　　
    1999年，湖北省推進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工作會議精神在恩施州得到深入貫徹落實。全州農業產業化經營、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建設三大戰略得到了有機結合和協調發展。全州上下按照“13311”的小城鎮建設總體思路，科學規劃，確立了農業現代化試點的30個重點集鎮，涌現出了野三關、走馬、龍鳳壩、謀道等新興小城鎮，全州城鎮化水平達到22%，比1998年提高2個百分點。農業產業化經營穩步推進，煙葉、畜禽、茶葉、林果、特色蔬菜、藥材等六大主導產業在“扭”中不斷發展壯大，全年共新建、改造、擴建龍頭企業42個；州里30個重點龍頭企業發展勢頭良好，資產總額比年初增加5000多萬元；相繼建成了野三關牲畜交易市場、走馬茶葉交易市場等8個農產品專業交易市場，全年農產品交易額達11.5億元（除糧油外），比1998年增15%;組織了5.2萬農民運銷大軍搞活農產品流通，比1998年增加1.1萬人；全年共引進外商30多人到恩施州從事農業產業化經營，到位資金1000多萬元。鄉鎮企業快速發展，突出狠抓了30個重點鄉鎮和20家重點企業，鄉鎮企業發展主要指標增幅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在個體私營經濟改革方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恩施州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過程：1986年以前為個體私營經濟萌生、起步階段；1987-1991年為曲折發展階段；1992-2000年為高速增長階段。恩施州委、州政府圍繞“突破性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指導思想，對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以治理環境為重點，狠抓“寬松環境工程”；以抓龍頭企業為重點，實施“大戶幫扶工程”；始終堅持抓大戶、抓特色戶、抓有發展潛力戶的辦法，幫助大戶解決發展難點問題。各級黨委和政府把個體私營經濟發展與推進農業產業化緊密結合，形成一批集種、養、加、科、工、貿于一體的種植、養殖企業；積極推行“公司十基地十農戶”運行模式，與國有、集體企業改制相結合，壯大個體私營經濟規模；推進個體私營經濟發展進程，與充分利用國道走廊優勢結合，拓展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空間，“路邊經濟”約占全州個體私營經濟40%，與招商引資結合，為個體私營經濟發展注入新活力。
　　
    2000年初，恩施州委、州政府提出個體私營經濟“1452”目標（私營企業穩定在10萬戶以上；從業人員40萬人以上；產值營業額50億元以上；稅收2億元以上）。當年底，全州個體私營企業戶達961戶，從業人員410242人，產值（營業額）達56.3億元，實現稅收21449. 81萬元。全州個體私營經濟發展雖然取得一定成績，但還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發展環境仍不寬松，少數地方和部門不顧大局，只求部門利益、小團體利益，“吃拿卡要”、“強拿惡要”等問題還未得到解決；二是個體私營業主融資難，自身“造血”功能不足；三是個體私營經濟產業結構單一，科技含量低，人才缺乏，素質不高。
　　
    在發展民營企業方面，恩施州委根據省委提出的縣域經濟以民營經濟為主位的指導思想，要求下大力氣，突破把所有制實現形式視作社會制度同性的誤區，突破把民營經濟與公有制主體地位對立起來的思想束縛，突破產權流轉即資本流失的形而上學觀點，以民營化為基本取向搞好國有小企業改革，實行國有民營、公有民營，真正用把產權制度限制放開，把企業經營空間放廣，把現有資產存量放活，把增量資本結構協優。通過改革，充分利用民營經濟的完全市場機制、獨立產權機制、靈活經營機制等優勢，徹底改變企業吃國家“大鍋飯”，工作人員工作熱情不高的狀況。1999年11月，恩施州企業改革和發展會議又指出：全州國有企業改革要堅持以非公有制為主體，以民營化為基本取向，以出售為首選方式，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奮力打好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攻堅戰。用兩年時間完成現有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民營化和職工身份轉變，再用不到5年時間，實現國有企業全面扭虧。除煙草、水電等少數企業外，所有國有企業資產都是賣的對象，可以賣整體，也可以賣部分；可以現款賣，也可抵債賣；可以賣所有權，也可以賣經營權等。在處理改制企業債權債務問題上，一是采取“抵貸返租”辦法，即將企業原有資產抵償給銀行，改制后新組建公司再租回經營，支付租賃費；二是對原企業債務實行掛賬停息，由改制后的新企業以稅前利潤逐年償還；三是銀行可以實行“債轉股”，以降低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四是加大各項應收款清收力度，以收償債。同年12月，恩施州委、州政府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實施意見》，對全州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總體目標、改革重點、改革政策及改革配套工作等進行了具體部署。在具體工作中，對尚未改制企業，堅持民營為主的指導思想，債權債務到位，促其改制；對已改制企業，按照規范要求，抓緊運作，逐個企業、逐個環節抓落實。全州326戶國有商貿企業基本上實行了不同形式的改革，改制面達90.8%，其中出售196家，買斷工齡9098人，移交社會保險機構管理5617人，占改制前在職職工22512人的65.4%；盤活資產51186萬元，占現有資產存量的24. 4%，落實債務36673萬元。2000年底，全州國有工商企業已改制444戶，改制面占1998年底515戶的86.2%，買斷253家，職工買斷工齡18224人，累計盤活資產20多億元。
　　
    經過深入改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健全，自主經營的市場意識更加強烈，企業生產更具活力，土家族地區經濟呈現出良性發展的態勢。
　　
    （二）落實民族經濟政策，為土家族地區民族經濟發展提供資金保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為了振興民族地區經濟，加快少數民族脫貧致富步伐，撥給民族地區多種民族專項資金。土家族地區政府部門積極爭取這些政策的實施，并科學利用這些資金援助，為當地的經濟增長添加活力。
　　
    1．少數民族地區補助費
　　
    1979年，國家民委、財政部發了《關于少數民族地區補助費的管理規定》，該規定指出：少數民族地區補助費重點用于少數民族發展生產、文化教育、醫療衛生方面某些特殊困難的補助開支。土家族地區從中受到了實惠，例如從1979年起，國家民委和國家財政部每年為湖南省安排少數民族地區補助費200萬元。從1980年起，每年除留下2萬元作為民族問題五種叢書專用經費外，其余198萬元分配給有關地、州、市、縣，列入財政收支基數，按使用范圍統籌安排。1983-1988年，湘西自治州每年得到少數民族補助費110萬元。恩施自治州成立后，在當地的積極爭取下，少數民族地區補助費呈逐年增加的趨勢，自建州至2002年，所得到的這一費用已累計達到1614.3萬元，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相關方面的建設。
　　
    2．財政“三照顧”與民貿“三照顧”
　　
    國家對民族地區實行財政“三照顧”（機動金、預備費、民族地區補助費）與民貿“三照顧”（自有資金、利潤留成、價格補貼）的優惠政策。這些政策在土家族地區都得到了較好的落實。例如從1984年起，湖北省就按照恩施州1983年的決算支出總數15078.4萬元的基數，核定恩施州財政“三照顧”為1239.9萬元（其中機動金616.1萬元，預備費473萬元，民族地區補助費150.8萬元），并將此款項打入財政包干基數，極大地推動了恩施州的建設。經過努力，民貿“三照顧”政策也逐步得到落實。1990年，全州國營民貿企業貸款為16918萬元，享受利息優惠214萬元。1984年8-12月、1985年6-12月、1986年1-10月期間，按3.3%0實行優惠。從1987年9月起，一直按2.4‰對定額內商品流動資金貸款進行優惠。1988-1990年3年享受優惠利息的貸款總額為44 700萬元，共計優惠利息1 176萬元。對工業品和農副產品的價格補貼，1987-1989年兩項共計198萬元，1990年為94萬元。在湖南，除執行中央對民族地區財政“三照顧”的優惠政策外，還結合實際，對民族地區采取特殊措施。如中央規定對自治區的補助數額遞增10%，湖南省按這一遞增比例對自治州、自治縣相應遞增。1989年全國取消了這一比例遞增辦法，湖南省政府仍然決定，從1990年起，全省民族自治地方按5%的比例遞增財政補貼。對散居少數民族人口較多的市、轄有的民族鄉和散居少數民族人口較多的縣、市在編制預算時，安排一定數量的專項資金；規定轄有民族鄉的縣、市在編制預算時，應留有余地；民族鄉財政超收部分全部留給當地使用。湘西自治州1988年得到少數民族機動金554.9萬元，以后逐年呈上升趨勢。湘西自治州獲得財政補助的情況為：1980年2987萬元，1989年3416萬元。民貿“三照顧”在湖南一直得到穩定執行。1981年9月，湖南省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工作會議討論了如何開展全省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生產的問題，省政府決定：關于“民族照顧”問題，企業自有資金按規定沒有撥足的，由銀行低息貸款解決，民貿企業的利潤留成為50%；恢復民族地區農副產品價外運費補貼。1981年10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批轉的《全省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生產工作會議紀要》指出：從1981年10月起恢復執行民族地區農副產品價外運費補貼政策。補貼品種為小雜竹、雜木棒、黃荊條、木炭、木扁擔和鋤頭柄等14種。補貼金額的計算辦法按實行議購議銷以前省里規定的牌價加當時價外運費補貼，其金額高于現行議購價格的按高出部分給予運費補貼。
　　
    3．支援不發達地區發展資金
　　
    1980年，國家在每年的財政預算中設立此項資金，金額為5億元，用于支援不發達地區經濟社會事業的建設。不發達地區絕大多數為民族地區，土家族地區也自然享受到了這項優惠政策。例如，1981-1983年，國家每年撥給湖南200萬元；1984-1985年每年增加到700萬元，加上湖南省財政廳下撥的300萬元，每年合計1000萬元；1986年上升到1600萬元，均由省民委統籌安排，經省扶貧領導小組審核下達；1987年增加到2100萬元。從1987年起，劃給老革命根據地550萬元，由省民政廳安排；劃給省扶貧辦350萬元；省計委用于以工代賑配套資金500萬元；余下的700萬元每年由省民委提出發展資金的控制總額和使用方案，有計劃地下達到自治州、縣，州政府、縣政府統籌制定資金的安排使用項目，報經省發展資金領導小組審定，按照項目撥款。1981-1989年，由省民委累計安排的發展資金共計5600萬元，其中用于種植業、養殖業1379.6萬元，農村交通水電建設1482.9萬元；支援鄉村企業1133.7萬元，扶持科教文衛事業1503.8萬元，安排其他方面100余萬元，其中直接用于生產方面的金額3796.1萬元，占總金額的67.79%。在恩施州，從1984年開始，每年向國家爭取不發達地區發展資金（民族部分）250萬元（1988年后每年扣除部分科技培訓費），到1991年，共撥給1832萬元，到2002年，共撥給4582萬元。據統計，至1990年，恩施州民族工作部門用于發展民族經濟的資金為840. 738萬元，用于發展民族教育的資金461.807萬元，用于其他方面的資金為395.455萬元，發展經濟、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等方面的項目近700個，并注意選擇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富有民族特色、時間短、見效快的項目，立足解決溫飽，突出民族教育。
　　
    4．少數民族貧困地區溫飽基金
　　
    1989年，國務院批準建立少數民族貧困地區溫飽基金。溫飽基金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國家財政安排的少數民族貧困地區溫飽基金（簡稱“溫飽基金財政資金”），另一部分是中國人民銀行安排的少數民族貧困地區溫飽基金（簡稱“溫飽基金人行貸款”）。大部分土家族地區經濟貧困，發展落后，人們的生活水平較低，有些地方溫飽問題還未能徹底解決，有些地方雖然經過努力，暫時解決了溫飽問題，但從長遠來看，基礎還不十分牢固，隨時都有可能再度返回貧困的處境當中去。因此，爭取到這一基金，對于土家族地區徹底解決人們的溫飽問題至關重要。例如，恩施州1991-1994年共爭取溫飽基金財政資金1100萬元，1990年爭取溫飽基金人行貸款60萬元。另外，1993-1996年，恩施州共爭取省級少數民族貧困地區溫飽基金550萬元，基本上解決了當地貧困人們的溫飽問題，并有效防止了一些地方貧困現象的回復，鞏固了扶貧成果。
　　
    此外，國家還針對少數民族地區出臺了大量優惠政策，如以工代賑工程、減免稅收政策、邊疆基本建設補助政策等，當地各級政府也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有許多優惠政策，這些政策的實施，極大地扶持了包括土家族地區在內的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
　　
    （三）以扶貧工作為突破口，促進經濟快速發展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營造了一個健康環境，國家的優惠政策，給土家族地區帶來了經濟發展的資金保障。20世紀90年代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也是促進各民族共同進步繁榮的關鍵時期。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勝利召開，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這標志著我國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既為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為民族經濟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嚴峻的挑戰。
　　
    為了讓廣大群眾盡快擺脫貧困，縮小貧富差距，全面實現小康生活的目標和促進民族經濟的復興，土家族地區不失時機，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積極調整經濟發展戰略，以扶貧攻堅為經濟工作的重點，努力探索適合于當地發展的經濟模式。例如，1994年，湖南省委、省政府決定把湘西自治州作為全省扶貧攻堅主戰場，在湘西自治州實施了“二四五九”工程，即分兩步走，力爭在1997年建州40周年時基本解決溫飽，20世紀末穩定脫貧；對口幫助搞好財源骨干工程、商品糧基地、水電路基礎設施和山地開發4個大工程；幫助發展煙草、食品、輕紡、化工、冶金等一套支柱產業；幫助解決群眾溫飽、人畜飲水、農村通電、公路建設、廣播、通信設施、教育、衛生和特困無房戶9個方面的具體困難。
　　
    1．實行定點扶貧
　　
    在當地政府倡導下，由有關部門分別選取某一地點作為各自扶貧的聯系點，實行對口幫扶，投入資金與技術支持，在首先解決各扶貧點人們溫飽問題的基礎上，全面提升當地社會經濟整體水平。例如，恩施州民委從1985年開始，先后在建始官店區照京鄉、利川涼霧區花梨嶺村、恩施龍馬鄉紙坊村、恩施黃泥塘侗族鄉古寨村辦了4個扶貧聯系點，給予資金援助，幫助發展經濟、修建公路、整修學校、修建人畜飲水工程等，使各聯系點面貌一新，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照京鄉由原來的“無中學、無廣播、無電燈、山大無錢用、人多無出路”的“十無之鄉”變成了“十有之鄉”。至今，各地民委在全州已先后創辦了30多個扶貧聯系點。在湖南，從1984年起，省政府與有關地區的各部門堅持派人輪流到少數民族鄉村蹲點扶貧，幫助制定扶貧規劃，下撥資金和各類物資，開展技術服務，搞好內引外聯，到1990年，實現人均口糧和人均收入接近或者達到當地平均水平的目標。例如，從1988年開始，湖南省軍區定點扶持桑植縣，為桑植縣建立了一支建筑隊，固定資產達到167萬元，創辦了1個預制板廠和1個紙袋廠，建立了l處水果基地和1處養豬示范點，幫助貸款45萬元，建立了1座煤窯和1所鄉衛生院。湘西自治州及其所轄縣、市民委從1986年起就選擇貧困鄉村作為扶貧聯系點，從資金、物資、技術等方面進行扶持。通過幾年努力，使15個扶貧聯系點都實現了脫貧致富。湘西州民委從1989年開始，購買西瓜種子供給龍山縣坡腳鄉和花垣縣排碧鄉少數民族群眾試種，獲得成功；保靖縣民委為拔茅鄉補足村投資1萬元，修通了村路。1995-1999年，湖南省直有關單位先后派出多名干部深入湘西自治州扶貧開發第一線，進駐特困村，實行定點扶貧，為湘西自治州投入扶貧資金2億多元。
　　
    2．扶持經濟實體
　　
    僅靠資金援助而沒有探求出適合當地發展的產業，培養出自身發展的能力，是不可能真正解決民族地區的貧困問題的，不僅只會促使依賴思想的形成，而且所取得的扶貧成果也只會是曇花一現。為了使貧困地區能夠可持續發展，土家族地區結合當地的資源優勢，積極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扶貧新路，在廣大貧困鄉村培植經濟實體，確定“以點帶面，激活整體”的發展思路，創建“公司十基地十農戶”的發展模式，實現規模生產與經營，減少老百姓的經濟風險，增強自身的“造血”功能，從而使貧困地區真正走上富裕之路。在恩施州，許多土家族地區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相繼創建了各種類型的經濟實體，如利川市民委從1990年開始就在福寶山投資92萬元，維修和新建莼菜地，實施莼菜開發，建成福寶山莼菜基地。到1996年，莼菜種植面積達1100畝，生產莼菜500噸，產值203萬元，創稅12.6萬元，利潤45.4萬元。基地的建成，不僅解決了當地300多個富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而且通過莼菜采摘、土地租賃及鮮葉加工等，使243戶農民年平均收入達到3392元，1368人解決了溫飽，部分農民由此擺脫貧困。又如恩施州民委、鶴峰縣民委于1994年投入30萬元，1995年投入70萬元，與該縣的走馬鎮聯合，在木耳山租賃荒山2100畝，辦起了茶葉基地，種植茶葉2100畝。營造高效經濟林2800畝，銀杏、杜仲等經濟林700畝。不僅建起了茶葉加工廠，而且修建了一批農舍，讓特困村的農戶移居到山上從事茶葉生產和加工，建立“公司十基地十農戶”的發展模式。1999年，產值超過千萬元，上繳稅收百萬元。升子村每年可以獲得土地租賃費5.6萬元。如今，昔日的荒山已變成千畝茶園，過去的貧困戶成了富裕戶。目前，恩施州民委系統在農村聯辦的扶貧開發基地已達6000多畝，實現產值5500多萬元，創利稅300多萬元，解決了500多人就業，幫助13500多人解決了溫飽問題。湘西州吉首市民委積極倡導“公司十農戶”的模式，創辦椪柑開發公司這樣的經濟實體，使椪柑開發公司成為農戶生產與市場銷售的中介，使農民生產、市場銷售實現順利對接。1991-1999年，椪柑累計產量達1.22億公斤，收入達1.87億元，戶平均收入23415元，人均5204元，產品暢銷10多個省市區，參加項目開發的8000多戶貧困農民已有2600多戶達到小康生活水平，5100多戶實現了穩定脫貧。椏柑開發公司也不斷發展壯大，固定資產由15萬元增加到1500多萬元。“公司十農戶”的扶貧模式在湖南省民族地區廣泛推廣，使數以萬計的少數民族貧困人口告別了貧困，過上了富裕的生活。
　　
    3．加強知識扶貧
　　
    扶貧不只是提供物質上的幫助，它還應當包括知識上的扶助。知識扶貧，一方面是指專家學者面對貧困地區人們在生產勞作中所遭遇的困難，提供科技與信息的咨詢與指導，發揮智囊團的作用，直接為提高當地人們的生產能力服務；另一方面，是指通過發展貧困地區的現代教育，培養他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應當具有的知識素質，從而使他們更加適應現代條件下的生存與發展。由于知識扶貧對于發展經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土家族地區，各級政府都高度重視，紛紛開展了各種形式的知識扶貧活動，各地從實際情況出發，組織諸如開展企業生產技術培訓與咨詢，送科技知識下鄉，選派農科專家或到農戶家中指導養殖家禽動物或到田間地頭去指導人們種植農作物、防治病蟲害以及施肥灌溉等活動，迅速提高當地人們的生產能力，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這類活動由于具有很強的實效性，深受老百姓的喜愛。另外，各地也從長遠目標出發，大力發展貧困地區的教育事業，現已基本上建立了民族教育體系，當地土家族學生可以享受到各種層次和各種形式的教育。各地還加強了民族學校“硬軟件”的建設，包括師資力量的培訓與辦學經驗的總結、辦學條件的改善等，這些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為實現經濟振興與發展儲備了人才與知識能量。例如，湖南開展了“智力支邊”的活動，組織民主黨派與工商聯對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智力支援，提供經濟技術咨詢活動。1984年，民建湖南省委與省工商聯選派了50名成員分別來到吉首、永順等6個縣市開展支邊服務，他們為10個企業、11個項目提供了經濟技術咨詢，培訓了技術人員140人，解決技術難題33個，使企業新增產值125萬元，新增利潤25.6萬元。1995-1999年，湖南省重點扶持湘西州，在知識扶貧上，一方面注重基礎教育的建設，投資新建了龍山一中，幫助瀘溪一中修建了株洲教學大樓，為保靖縣新修了岳陽中學，援建希望小學76所，維修希望小學近百所，改善了當地的辦學條件。另一方面幫助培訓了各類專業技術人才，如湘潭市組織永順縣的私營企業主、鄉村干部赴湘潭各縣市區和企業參觀學習，同時組織有關單位專業技術人員前往永順進行技術指導，對教師、企業管理人員、醫務人員及其他專業技術人員開展現場培訓。衡陽市、岳陽市衛校免費為花垣、保靖培訓醫療人員，常德師專每年定向在古丈招收英語、數學專業學生。總之，土家族地區由于在知識扶貧活動中措施得力，注重了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結合，因而成效顯著。
　　
    4．組織勞務輸出
　　
    20世紀80年代末，鄉村勞務輸出的現象開始出現，起初只是部分農民進城打工、尋找致富途徑的一種自發行為，后來由于這種勞動形式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比較直接、快速，逐漸在廣大農村興起，外出務工的人越來越多，并逐漸在農村中形成一種潮流，成為一種既能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又可以創造財富、增加農民收入的新的產業形式。土家族地區是勞務輸出人數較多的區域，當地各級政府也逐步認識到勞務輸出的重要性，并采取舉措來開展這項工作，及時為農民外出務工提供各種服務。例如，收集市場信息，為他們提供勞務信息服務；加強農民工的技能培訓，積極與各地的企業聯系，促進企業與農民工的業務聯系；組織農民工有序流動，避免農民工外出打工的盲目性；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服務，有效維護他們的權益；加強勞務市場的培育和組織，建立健全勞務輸出機制等。由于各地采取了有效措施，土家族地區的勞務輸出呈平穩良好的發展趨勢，人們得到了實惠，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例如，貴州沿河土家族自治縣有富余勞動力約6.3萬個，1995年全縣外出打工達7萬人。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有富余勞動力約6.2萬人，1994年外出打工64 800人，占全縣農村總勞動力的37.3%。農民工寄回、帶回現金6 300萬元，占全縣工農業總值的27%，是縣地方財政收入的4倍多，為農民人均純收入的2.38倍。1995年外出務工增加到66250人，寄回、帶回現金達億元。由于勞務輸出可以學習先進生產技術技能、市場經濟知識，有利于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對脫貧致富起到直接的積極作用，在貴州土家族地區普遍出現了“送走一人，致富一家；輸出百人，脫貧一村”的現象，被群眾稱為“空手出門，抱財歸家”的好門路。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中壩鄉土黃村有182戶，20世紀90年代，由于每戶都有人在外打工，人們生活面貌開始改變，他們集資21萬元修建蓄水池21個，解決了全村人畜飲水，家家蓋了新房，集資修建鄉村公路10公里；有的打工者已回到家鄉開商店、創企業、辦工廠、包荒山、搞林場、栽果樹。沿河土家族自治縣泉壩鄉水田村勞務輸出以前，人均口糧僅94公斤，勞務輸出后，僅此一項全村人均收入就達1055元，糧食投入加大，1995年人均口糧314公斤，全村脫貧，104戶中有13戶成為萬元戶。
　　
    土家族地區在國家資金與技術的支持下，始終以扶貧攻堅為中心任務，由于制定發展策略實事求是，經濟任務明確，并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扶貧模式，經過多年艱苦奮斗，土家族地區的扶貧工作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經濟發展迅速，基本上解決了當地人們的溫飽問題，人民生活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生活水平在穩步提高。例如，2000年，湖南省民族地區貧困人口由1993年的220萬減至64萬人，農民人均純收入1583元，增加954元，增長1.52倍，農民人均糧食348.8公斤，增加43公斤。湘西自治州貧困人口由1991年的85萬人下降到2000年的23萬人，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277元。
　　
    20世紀90年代以來，除了重點進行扶貧工作以外，為了更加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土家族地區還積極更新發展理念，及時調整整體發展規劃，深化改革，全面提升經濟水平，逐步縮小與外界的差距。各地開始挖掘與發揮當地的資源優勢，加快調整產業結構的步伐，逐步發展特色產業經濟。農業結構由糧食型結構逐步向農林牧副漁綜合型結構轉變，以培植鄉鎮企業為重點，促使農業個體經營向產業化、集約化經營轉變，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以當地資源為依托，建立發展煙葉、礦產、冶金、水電、食品加工等行業為主體的初級工業體系；第三產業以發展旅游業為主，帶動民族飲食業、土特產銷售業等服務業的全面發展。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的配置比例也開始趨于合理。各地還投入資金，改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積極為經濟發展與人們的生活創造良好環境。此外，土家族地區出臺優惠政策，扶持民族企業，進行招商引資，擴大開放力度，為經濟發展增添活力。經過初步調整，經濟的各個領域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為西部大開發以后土家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三、西部大開發與土家族地區的社會發展
　　
    1999年6月9日和6月17日，江澤民總書記分別在中央扶貧工作會議、西北五省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明確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步伐的條件已經具備，時機已經成熟，并強調在繼續加快東部沿海地區發展的同時，必須不失時機地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把它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正式做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決策。2000年10月，召開了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會上通過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把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作為“十五”期間需要著重研究和解決的重大戰略性、宏觀性、政策性問題，進一步闡述了西部大開發的重大意義、戰略目標和主要任務。與此同時，國家也制定了一系列支持西部大開發的優惠政策，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和建設資金投入的力度，鼓勵國內外企業到西部地區投資，加快西部地區改革開放步伐。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提出與實施，既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重大決策，又是推進民族地區經濟社會事業發展，縮小東西部差距，實現人們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
　　
    改革開放以來，土家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產業結構不合理、基礎設施薄弱、科學教育落后等原因，與東部發達地區相比，仍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存在著明顯的差距。經過努力爭取，土家族地區先后被劃入西部大開發的范圍之內，這為土家族地區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土家族地區不失時機，利用西部大開發提供的優惠政策，積極采取措施促進當地社會進一步發展。
　　
    （一）繼續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
　　
    合理的產業結構可以將資金、生產力和自然資源恰當有效地配置與利用，實現經濟、社會、生態的協調和持續發展。從土家族地區的整體情況來看，雖然各地做過調整，取得了較大進步，但由于缺少經驗，產業結構的關系還不是很協調，表現為：農業基礎地位脆弱，農業科技進步緩慢，農產品的附加值低，農民增收困難；工業基礎薄弱，產品沒有市場競爭力；第三產業發展規模有限，質量不高，水平較低。這種產業結構嚴重制約土家族地區經濟發展，妨礙了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的轉化。針對存在的問題，結合當地的資源優勢，土家族地區迅速制定了新的目標，即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依靠先進科技，采取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機制與新方法，以當地優勢資源為依托，構筑以綠色農業和特色工業為支撐的經濟結構，扶持第三產業，特別是旅游業的發展，從而變資源優勢為競爭優勢，最終形成具有鮮明特點的經濟體系。為實現這一目標，土家族地區積極采取措施，對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和優化。
　　
    農業方面，要求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提高農業產業化經濟的比例，在穩定糧食生產的同時，發展畜牧業、林業、水產業以及其他農產品的深加工，發展以綠色產業為支撐的農業經濟結構，走生態農業之路。第一，繼續穩定和加強糧食生產，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因為只有糧食生產穩定了，人們的生活才有基本保障，這是農業發展的前提條件。為此，土家族地區積極引進和推廣優良品種，大力開發高附加值的特色產品，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使其不斷適應人們生活由溫飽走向小康和市場需求優質化發展的要求，取得了較大成效。例如，在湘西，當地積極調整種養結構，大力發展優勢特色農業，2003年在發展其他農產品的同時，保證了糧食總產量達78.1萬噸，并嚴格執行耕地保護制度，穩定基本農田，保持必要的糧食生產能力，實施優質種苗工程，努力提高農產品的科技含量；在恩施州，2003年糧食總產量為151.65萬噸，比上年增長了5.7%，并要求繼續穩定糧食生產，確保糧食總產量在150萬噸以上的水平。第二，根據當地自然環境與資源特點，積極調整農作物的種植結構，大力發展經濟作物、林業、畜牧業等，并逐步擴大規模實現產業化經營。土家族地區農作物的種植結構正呈現出三大特點：首先，在進行山地資源開發、耕地經營調整、庭院經濟改造和實施退耕還林工程的基礎上，大力發展以高效經濟林為主的林果產業。如種植銀杏、柑橘、蜜桃、李子、甜梨以及油桐、生漆、藥材等。恩施州生物資源豐富，品種繁多，素有“天然植物園”、“鄂西林海”、“華中藥庫”、“物種基因庫”的美稱，在這方面的發展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例如該地區藥用植物有2000多種，占全國中草藥種類的46%，已制成中藥收購的約有300余種。其中黃連、天麻、杜仲、板黨等質量優良，利川的“壩漆”、來鳳的“金絲桐油”等早就聞名遐邇。其次，大力發展綠色農產品，如種植茶葉、莼菜、葛仙米、薇菜、魔芋、山藥、香菇、木耳、獼猴桃、百合等，并且運用先進技術，做好產品加工、包裝、保鮮、儲藏等各個環節，從而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競爭力。土家族地區許多農產品，如恩施州宣恩縣的伍家臺貢茶、利川市福寶山的莼菜、來鳳縣的鳳頭姜，湘西的古丈毛尖茶、武陵椏柑、獼猴桃，貴州的梵凈翠峰茶、梵凈貢茶等，都是搶占國內外市場的特色產品。再次，依靠當地草場、山地資源優勢，選擇優質品種，運用現代養殖方式，飼養豬、牛、羊等動物，大力發展畜牧產業和特種養殖。例如，湘西的黃牛、武陵黑豬、麻鴨等，貴州的白山羊，這些產品質量優良，市場暢銷，能夠很快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第三，調整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積極向外輸出勞動力，推動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擴大農民就業和增收的空間。例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003年輸出勞動力35萬人，比往年增加4萬，勞務總收入為14億元，增長了6%。第四，注重農業科技的運用與推廣。西部開發以后，土家族地區普遍認識到科學技術對農業發展的推動作用，因此，也更加重視開發或引進優質高產高效技術、加工保鮮儲運與降耗增效技術，通過努力，逐步建立農業科技創新體系與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培訓，不斷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與科技意識。
　　
    工業方面，土家族地區因地制宜，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來確定發展思路，即充分依靠當地資源優勢，大力發展特色工業，從而形成以特色產業為支撐的工業結構體系。第一，重點發展當地農產品加工工業。當地出產有優質的茶葉、中藥材、特色蔬菜、山野菜、水果等，發展綠色加工業可以便捷地利用這些資源優勢，既可以生產出符合時代需求的綠色產品，在市場上占領一席之地，又可以帶動當地綠色農業的發展，從而促成工業與農業的互補協調發展。土家族地區在這一方面取得了較大成效，例如在恩施州，鶴峰縣的湖北長友現代農業股份有限公司，充分利用當地資源，進行薇菜、食用菌、富硒茶、葉類蔬菜、板栗、山野菜及其他農副土特產品的加工，產品出口達80%以上，主要以出口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國家和我國香港、臺灣等地區為主，公司按照“公司十基地十農戶”的模式進行規模經營，取得了良好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并通過薇菜、板栗、香菇和高山反季節蔬菜產業的發展，已成為目前中國南方最大的薇菜加工出口基地，湖北省內最大的優質香菇系列產品及多種農副產品開發的龍頭企業，在發展特色經濟上成為帶動全恩施州、輻射武陵山區的明星企業，使全縣和周邊縣市7000多貧困戶，近3萬多人直接受益，平均每年安排農村剩余勞動力和下崗職工1300余人到公司就業。公司以產業模式推動了全縣產業的建設，使公司成為湖北省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和農產品加工重點企業。又如，利川市民族藥業有限責任公司利用地道藥材“雞爪黃連”生產的香連片及黃連膠囊、黃連上清片、左金丸等中成藥，以及該市生產的柏陽豆于等，在市場上供不應求。鶴峰縣八峰氨基酸藥化公司生產的14種氨基酸及制劑，在國內市場上占有率為30%以上，出口34個國家和地區。各地還大力發展富硒茶葉的加工，2003年生產精制茶1.07萬噸。此外，恩施州各地還有魔芋、水果、山野菜、高山無公害蔬菜等加工產業，在國內外市場上前景廣闊，恩施州正準備加快這些優勢農產品基地建設，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基地的建成，對于當地綠色工業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在湘西，各地也積極利用當地特有的資源，開發出綠色飼料、獼猴桃果汁、金花梨等加工產業，并加大對果王素、茶多酚、皂素、青蒿素、葛根素等生物產品的開發，盡快形成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物制藥業。第二，加快發展以特色資源開發為主的加工工業。土家族地區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和優質的煙葉資源，各地在這些資源上大做文章，成就了相關產業，促進了經濟快速增長。例如，恩施州是全國四大煙葉生產基地，也是重要的煙葉出口基地，白肋煙質量居亞洲第一，世界第三，出口到20多個國家，出口量占全國出口量的一半以上，烤煙質量位于全國第三名。由于煙葉質量優良，當地利用煙葉資源，做大做強卷煙產業，現正成為恩施州五大支柱產業（卷煙、電力、藥化、富硒綠色食品和建材）之一，市場銷售情況較好，2003年卷煙產量為42.65萬箱，同比增長73%。湘西也將煙葉作為主要的產業來發展，2003年煙葉產量達到1.78萬噸，吉首打葉復烤廠進行了再度擴建。貴州沿河土家族自治縣烤煙成為該縣各地區的第一支柱產業，印江、德江、思南等縣和各縣所屬的土家族鄉鎮，大多都以烤煙為主要的支柱產業。另外，湘西礦藏資源豐富，已發現的礦產有63種，其中24種礦產為C級以上的儲量，已探明的汞金屬居中國第四位；鋁礦已探明工業儲量居湖南首位，花垣鉛鋅礦為國家大型礦藏，居全國第三位；錳礦儲量已探明儲量為3 000萬噸以上，居中國第二位。為此，湘西特別重視礦產品的加工業，在原有的基礎上，對相關企業進行了改造，如以東方錳業集團、花垣振興化工廠等企業為中心，做好錳產品的開發；以三立集團、金石公司等企業為中心，作好鋅產品的開發；以瀘溪金天鋁業等企業為中心，作好鋁錠生產加工。第三，大力發展以水資源為主的水電產業。土家族地區江河眾多，水資源比較豐富，因此，積極開發電力資源，必然成為當地發展工業的重要項目。各地紛紛興建水電工程，不斷擴大發電量，并擴展通道，向外輸送電能，既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能源保障，又可以利用水庫發展水產養殖業，水資源的綜合效益得到了充分發揮。
　　
    第三產業方面，重點發展旅游業。旅游業可以優化經濟結構，擴大就業渠道，是一種公認的朝陽產業。土家族地區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生態資源與濃郁奇特的風土人情和歷史人文景觀，這是發展旅游業的有利條件，各地要繼續開發這些重要的旅游資源，進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務水平，開辟黃金旅游線路，推出生態旅游、節假日旅游、“銀發”旅游，使旅游業成為土家族地區重要的經濟增長點。例如，恩施地區氣候宜人，民風淳樸，景色秀麗，自然風光以“雄、奇、秀、絕、險”著稱，恩施州的清江闖灘、梭布埡石林、巴東神農溪漂流、利川騰龍洞、來鳳仙佛寺、咸豐黃金洞等都是著名的景點，舉辦過“恩施清江國際闖灘節”、“巴東神農溪民族風情首游式”、“恩施梭布埡石林女兒會”和“利川民歌節”等旅游節慶活動。2000年接待國內外游客52萬人次，旅游總收人為1.25億元人民幣，其中外匯收入500萬美元，現正按照“綠色恩施州，土（家）苗風情園”的建設目標，大力發展文化生態旅游，做好“山、水、洞、情”的旅游文章。同樣，湘西土家族地區也擁有獨具特色的旅游資源，諸如世界自然遺產張家界、猛洞河漂流、永順芙蓉鎮、龍山里耶、鳳凰古城等，這些景點都強烈地吸引著廣大游客，2003年接待游客275.7萬人，同比增長了9%，旅游收入3.6億元，同比增長了35%。現正圍繞“神秘湘西游”的主題，突出厚重的歷史文化、神奇的山水風光和濃郁的民族風情三大特色，整合鳳凰國家文化名城游、里耶戰國古城游、吉首民族風情游和猛洞河棲鳳湖土家族文化生態休閑游等四大景區，打造張家界一猛洞河棲鳳湖一吉首一鳳凰等精品線路，形成湘西旅游的整體格局，并且挖掘民族文化資源，提升旅游文化品位，力圖將吉首建成邊區民族文化中心，永順建成土家族文化展示中心等，實現接待游客300萬人次以上，旅游總收入4.5億元以上的任務。此外，土家族地區普遍重視民族文化的整理與創新，將土家山歌、舞蹈、節日、絕技、信仰等，在旅游中充分地展現出來，一方面繼承與創新了土家族的傳統文化，一方面又吸引了游客，增加旅游的文化意義。
　　
    由于土家族地區依據實際情況，積極調整經濟結構，充分發揮當地優勢，發展特色經濟，從而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的社會發展。例如，2003年湘西生產總值為82. 16億元，同比增長8.1%，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為22. 37億元，增長2.9%；第二產業增加值29. 84億元，增長11%；第三產業增加值29. 95億元，增長9.6%。恩施州2003年完成生產總值140. 84億元，比上年增長7%，第一產業完成增加值54. 53億元，增長4.2%；第二產業增加值為42.21億元，增長9.3%；第三產業增加值為44.10億元，增長8.2%，三大產業結構比例為38.7：30：31.3。
　　
    （二）興建基礎設施，為社會發展創造條件
　　
    完善的基礎設施，既是招商引資、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與基礎，又是人們生活富裕的重要標志，因此，基礎設施建設至關重要。
　　
    以前，由于土家族地區經濟落后，資金有限，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入明顯不足，與外界相比存在著較大差距，這嚴重影響了當地經濟的發展。西部大開發為土家族地區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充足的資金與技術支持，當地以此為契機，經過近幾年的大力建設，基礎設施得到了明顯改善，為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空間。
　　
    交通方面  自2001年進入國家西部大開發的范圍以來，“十五”的前4年間，湘西州共爭取到西部大開發專項資金31.6億元，在基礎設施、生態環境、社會事業領域中啟動實施了一批重大項目，其中基礎設施投資11.8億元，占資金總額的37.3%。重點項目的實施，促使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十五”的前4年間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65億元，占建國以來湘西州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55%，這為當地交通設施建設等項目提供了資金保障。吉首至張家界二級公路現已經竣工。在常德經吉首至茶峒高速公路項目中，常德至吉首段已開工建設，預計2007年建成；吉首至茶峒段已經獲得開工批復，開工在即。在恩施州，2003年11月底國家相繼批準了宜萬鐵路、宜恩高速公路、恩施機場改擴建三大項目的調研報告，宜萬鐵路、恩施機場改擴建工程在恩施州成立20周年之際舉行了奠基儀式，宜恩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也于11月中旬開工，預計2008年這些工程會相繼完工。屆時，恩施與外界聯系將更為快捷，制約當地經濟發展的交通阻礙將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能源方面在土家族地區，雖然水利資源豐富，但是由于資金緊張，開發力度不夠，長期以來都不能滿足企業生產和人們生活的需求，能源供給一直困擾著當地的經濟振興。西部大開發以后，各地紛紛將能源建設作為工作的重點，經過努力，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例如，在湘西，目前碗米坡水電站項目已經竣工；保靖、瀘溪220千伏電能建造工程已基本完成，高家壩水庫工程建設正順利進行，并準備進一步完善220千伏、110千伏輸配電網，在此基礎上計劃實施500千伏輸變電工程。此外，還大力開發新的電源點，積極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建立完善的能源保障體系。在恩施州，當地也加大了水電工程的建設力度，積極參與爭取大型工程的建設權，其中水布埡電站工程能夠落戶恩施州境內，就是當地政府、土家族和其他民族一道不懈努力爭取的結果。水布埡電站工程位于恩施州巴東縣境內，是清江干流水電三個梯級開發的龍頭電站，也是實施國家水電“流域、梯級、滾動、綜合”開發試點的關鍵性工程，是華中地區“十五”期間規劃建設的重要電源點，并在2002年列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水布埡水電站的正常蓄水位為400米，總庫容45.8億立方米，總裝機容量為160萬千瓦，安裝4臺40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設計多年平均發電量為39.2億千瓦時。工程總投資106億元，工程建設期為2002-2009年，計劃2007年7月首臺機組投產發電，2008年底全部機組投產發電，2009年6月水庫蓄水至正常高水位。水布埡水電站以發電、防洪為主，具有多年調節能力，承擔華中電網調峰任務．為華中電網的骨干電源和主要調峰調頻電站之一，同時也是三峽、葛洲壩兩電站的補償調節電站。電站的建設能有效實現華中地區能源資源的優化配置，對保護環境和可持續發展起到積極作用。此外，水庫形成后，也可極大推動當地交通、旅游業、養殖業的發展，同時帶動地方相關產業的發展，對促進鄂西土家族地區社會經濟全面進步，加快其脫貧致富步伐具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為了促進農村生產勞動，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讓人們生活在一個舒適干凈的環境中，土家族地區積極籌備資金，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各地除了正在實施鄉村公路建設、農村電網改造以外，還進行了農田水利、改水改廁、電信服務等工程的建設。例如，恩施州針對當地農村的實際情況，突出開展了農村沼氣普及，鄉村公路建設和“消茅移民”等工作。2003年，全州新建沼氣池8萬口，累計已達14.5萬口，并力爭2007年實現在全州基本普及沼氣，實現“全國沼氣第一州”的工作目標，這不僅能夠鞏固當地退耕還林的成效，而且也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促進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恩施州通過實施西部通縣油路工程和縣鄉公路、縣際公路工程，2003年，當地公路通車里程已達8125公里，縣縣基本通達二級公路，有80%的鄉鎮通了油路，90%以上的行政村通了公路，當地的交通得到了較大改觀。鄉村公路的建設，極大地促進了物品流通，繁榮了市場經濟，也方便了人們的外出與信息的獲取。另外，由于當地許多鄉村生存條件惡劣，人們生活貧困，一部分人還住在茅草棚和巖洞中，為改變其居住環境，恩施州又實施了“安居工程”、“德政工程”和“民心工程”，籌集資金3000萬元。2003年基本完成全州5000多戶近2萬居民的搬遷任務。總之，這些工程的實現，使人們得到了真正的實惠，農村生活環境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深受人們的支持與擁護。
　　
    （三）繁榮社會事業，促進社會和諧
　　
    改革開放以來，土家族地區的社會事業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教育、科技、衛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但是，與外界相比，當地社會事業的發展還略顯滯后，影響了當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人們生活質量的進一步提高。為此，土家族地區采取各項措施來加強社會事業的發展。
　　
    第一，大力發展教育事業。主要包括：建立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如繼續設立少數民族義務助學金、民族教育補助專項經費，繼續執行高寒鄉補助政策等，切實解決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貧困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困難，從而鞏固提高九年義務教育水平，逐步實現免費九年義務教育，控制并不斷降低小學、初中學生輟學率。例如，恩施州為了做好農村九年義務教育，2003年重點解決了新建和改造50所寄宿制初中，以及初中生入學“渡峰”（入學高峰，經常造成入學困難）和邊遠高寒山區學生讀書難的問題。2003年秋，全州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為98.6%，小學在校生鞏固率為99.2%，小升初比例為99.2%，初中適齡少年入學率為90.7%。優化教育結構，建立健全教育體系，除重點普及義務教育外，還支持發展高中階段教育，促進普通高中教育與職業教育協調發展；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提高教育質量和辦學效益，全面推行素質教育，積極探索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辦學機制與辦學模式；繼續加大對當地教師的培訓，積極安排教師繼續學習進修，提高他們的教學水平；積極提倡與鼓勵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社區組織以及個人舉辦各類學校，培養適應市場需要的各類專業人才。改革開放至西部大開發以來，教育模式不斷改革與發展，給予了土家族學者們更為寬廣的學術發展空間與施展才能的機會，一些土家族學者取得了突出的學術成就，其中宗教學家卓新平就是一位杰出代表。
　　
    卓新平，土家族，1955年生于湖南慈利縣。1987年獲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1988年被接納為德國宗教史協會終身會員，1996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入選為歐洲科學藝術研究院院士，2001年當選為中國宗教學會會長。2008年當選為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研究領域為宗教理論、基督教神學，出版個人學術專著12部，主編及合著10余部，發表論文近100篇。
　　
    第二，繼續扶持科技事業發展。支持當地有針對性地開展基礎應用研究和應用技術研究，并安排相關經費予以幫助；繼續鼓勵大專院校、科研單位采取多種形式，對土家族地區進行科技扶貧；加強技術引進和推廣工作，支持當地以市場為導向，以科技為依托，引進和推廣新成果新技術，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直接為當地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服務；建立科技創新機制，激勵科技創新活動，營造有利于科技創新的寬松環境。
　　
    第三，不斷發展土家族文化事業。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大力培養各類民族文化藝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加快民族地區農村文化中心戶建設和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建設，重點扶持帶有土家族形式和特點的公益性文化事業；保護土家族文化品牌，努力開發、打造土家族文化、藝術精品；對土家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名勝古跡、文物等要加大保護和搶救力度，并設立民族文化搜集整理弘揚專項資金，及時搜集、整理和出版土家族古籍；舉辦土家族文藝匯演或比賽，展示、繁榮土家族文化。在恩施州，就采取了各種辦法來弘揚土家族文化，包括舉行節日表演或比賽，推廣土家歌舞。如2001年5月，來鳳縣舉辦了第一屆擺手節，通過比賽的形式展示了土家族擺手舞的風貌，之后，擺手舞很快在全州普及推廣，成為鶴峰、宣恩、咸豐、利川等縣、市各族群眾喜聞樂見的廣場舞蹈形式。2002年五一節期間，恩施州總工會、州民委、州文化體育局聯合舉辦了州直職工擺手舞大賽。2002年12月，咸豐縣在全縣推廣擺手舞的基礎上，舉辦了擺手舞比賽。2002年，利川市舉辦了“中國首屆利川民歌藝術節”。2002年，利川市民族宗教事務局、文化體育局等七個單位聯合舉辦了“利川市首屆‘龍船調’杯山民歌歌手大賽”，巴東縣在溪丘灣舉辦了民族文化藝術節，上演了巴東堂戲、皮影、舞獅子、玩龍船等多種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藝節目。恩施州還通過舉辦民族服裝表演和征集民族服飾等活動來展示民族服飾。1999年，恩施州民委在全州進行了民族服飾征集活動，征集設計方案5個，服裝44套，并在此基礎上成立了民族陳列室。2003年初，恩施州民委組織有關人員在土家族傳統服飾的基礎上，為周興旺州長專門設計了一套體現恩施州土家族特色的民族服裝。周先旺還將恩施州民委設計制作的土家大紅袍贈送給溫家寶同志。恩施州還通過舉辦土家族節日活動，繼承土家族傳統節日。如將“牛王節”、“女兒會”、“擺手節”和“州慶”確定為全州四大民族節日。1999年，來鳳縣舉辦了土家族牛王節，恩施市多次舉辦女兒會活動。2001年，為配合“清江國際闖灘節”，恩施市在旅游風景區梭步埡石林舉辦了土家族女兒會。2002年，在湖北省民族運動會期間，恩施市又在梭步埡成功地舉辦了一年一度的女兒會，通過山歌對唱、土家婚俗表演等節日活動，將土家族傳統女兒會演繹成土家族文化演示活動，把梭步埡的自然景觀和女兒會的人文景觀有機結合，把女兒會打造成了聞名中外的精品節日。每年各縣市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舉辦了豐富多彩的州慶活動，通過舉辦形式多樣的民族文化活動，豐富廣大人民群眾的節日文化。此外，通過建設民族文化標志工程，如修建擺手堂、民族風情園等，重新喚起土家族的民族記憶，激發土家族的文化保護意識。
　　
    第四，不斷發展土家族與其他各少數民族的衛生體育事業。土家族地區正積極采取措施，制定衛生事業發展規劃，優先安排民族地區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支持民族地區發展民族醫藥事業，加強民族醫療機構建設，重視民族醫藥文獻整理，加強民族醫藥研究；地方病防治經費要向民族地區傾斜；發展民族地區公共衛生防治體系建設，提高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救治能力；支持民族地區建立、完善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加快推進民族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不斷完善少數民族特困群眾醫療救助制度，降低孕產婦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兒破傷風，支持地方病防治、農村醫療救助、農村衛生建設等事業。結合少數民族的實際，引導和鼓勵少數民族依法實行計劃生育和優生優育，提高人口素質，計劃生育事業費的投入繼續向民族地區傾斜。進一步加大了對民族地區體育場館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積極舉辦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提高少數民族的體育競技水平，提高少數民族身體素質。此外，還幫助土家族地區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各地財政、勞動和社會保障、民政等有關部門在安排社會保障資金、再就業補助資金、救濟資金、優撫資金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時，對少數民族地區給予重點傾斜，支持民族地區建立、完善醫療、工傷、生育等保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