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土司制度
　　
    元朝在總結歷代封建王朝對南方少數民族地區治理政策的經驗的基礎上，特別是在總結唐宋以來推行羈縻郡縣制的利弊得失的基礎上，確立并推行了新的民族治理政策——土司制度。土家族地區的土司制度始于元代，興于明代，廢于清代。其主要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央王朝通過少數民族土著首領對民族地區實行間接統治；另一方面，是各民族首領向中央王朝承擔一定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義務。
　　
    一、土司建制的歷史沿革
　　
    土司制度進入土家族社會是始于元朝對湘鄂西地區的統治。據《元史·世祖本紀》及《元史·阿里海牙傳》載，至元十二年（1275年）四月，阿里海牙率元軍攻至兩湖地區，破沙市，入江陵，又“分道遣使招諭未下州郡”，“傳檄郢、歸、峽、常德、澧、隨、辰、沅、靖、復、均、房、施、荊門及諸洞，無不降者”。包括“知峽州趙真、知歸州趙仔、權澧州安撫毛浚、常德府新城總制魯希文、舊城權知府事周公明等，悉以城降”。至此，世居于湘鄂西土家族地區的土著蠻酋們紛紛歸附元王朝。元廷大量起用土酋為官，“元代土官有總管、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土府、土州、土縣凡七等”③。這表明，元代在土家族地區設立土官、土司已成為“一代之制”。
　　
    明朝時期，是土家族土司制度發展的強盛時期。受封的各級土司皆為世襲，  “所設宣慰、知州、長官，不問賢愚，總屬世職”。清初，因國勢不穩，清廷仍然對土家族土司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保留所有土司的原職。但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大力經營后，清廷國力日增，于是，廢除了土家族地區的所有土司，改用流官代替世襲的土官，土家族地區的土司制度便宣告終結。
　　
    元明清時期，土家族地區的土司，可按地域分布劃分為四大自然區域，即湘西、鄂西、川東、黔東北。“據統計，土家族地區共有宣慰司八個，宣撫司四個，安撫司十二個，長官司四十三個。”
　　
    （一）土司的興起時期
　　
    元朝時期，是土家族地區土司制度的建立及發展時期。在鄂西地區，至元十七年（1280年）七月，元世祖“賜招收散毛等洞官吏衣緞”，散毛土酋歸降元朝。此后，鄂西諸洞土酋一一投附元朝。據《元史·世祖本紀》載，至元二十年（1283年）六月，以向世雄等為又巴洞安撫大使及安撫使，此為元代在鄂西授土司職銜之始。《元史·世祖本紀》又載，“至元三十年（1293年）四月，師壁、散毛洞勾答什王等，各授蠻夷官，賜以璽書”。《元史·世祖本紀十三》載，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七月，“賜師壁洞安撫司、師壁鎮撫所、師羅千戶所印”。這是元朝統治者在散毛地區設置的又一個安撫司。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四月，“四川散毛洞覃順等來貢方物，升其洞為府”。元朝在散毛洞地設置府級大土司，授其酋長覃順為土知府，這是元朝在鄂西地區設立的級別最高的土司衙門。又巴、師壁二安撫司及散毛土府的設置，對穩定鄂西西部地區的社會秩序起到了一定的調控作用。在鄂西東部地區以容美洞為首的諸“蠻”洞影響最大，容美洞的頻頻活動，引來朝廷的多次剿捕。至大二年（1309年），元朝在鄂西清江設置懷德府以鎮撫容美等眾多“蠻”洞。懷德府所轄四州，即寧州、柔遠州、酉陽州、服州。《元史·地理志三》對此亦有記載，懷德府“領州四，闕。來寧州、柔遠州、酉陽州、服州，皆闕”。
　　
    湘西地區，最早歸附元朝的是永順彭氏。元初，酋帥彭萬潛自為安撫司，元朝予以承認。至大三年（1310年），置永順等處軍民安撫司，至正十一年（1351年），改為宣撫司，屬四川行省。據永順《彭氏族譜》載，“（至正）十一年，（彭）萬潛改保靖州為保靖安撫司，隸永順司，以原知州彭世雄為保靖安撫司”。《明史·湖廣土司傳》載，“明太祖之初起也，安撫使彭世雄率其屬歸附，命仍為保靖安撫使”，由此可見，《彭氏族譜》所載屬實。元初，元朝中央王朝在湘西又設置有安定、柿溪二土州，皆授宣撫司職。由以上史料記載可知，這些土司的首次設立，正是土家族各“蠻”洞勢力正式得到中央王朝承認的標志，并初步奠定了明清時期湘鄂西土家族土司設置的基本格局，邁出了元代土家族土司初興的第一步。
　　
    在川東地區，“元置酉陽州，屬懷德府，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改酉陽宣慰司，明玉珍據蜀，改酉陽沿邊溪洞軍民宣慰司”。在與酉土司南鄰的今四川秀山縣境內，元初，中央政府分別設置邑梅洞土司、平茶洞土司、石耶洞土司。在川東南北部地區，元初，設立石柱土司以鎮之。據《明史·四川土司傳》記載，石柱司先為軍民府，明玉珍改為安撫司。
　　
    在黔東北地區，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思州酋帥田景賢歸附，元置軍民安撫司，至元十八年（1281年）升為宣慰司，后復降為安撫司。至正年間，思州安撫司所屬鎮元州知州田茂安投附于明玉珍，分置思南道都元帥府，思州土司因此一分為二：思州土司治清江、思南土司治安化。
　　
    （二）土司的全盛時期
　　
    明代永樂元年（1403年），中央王朝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確了土司制度在國家政權體系中的地位，“詔各處安撫司首領皆定為吏目。明吏部言：職掌內，安撫司俱從五品，設首領官知事一員。而洪武中有設吏目者，奏請定制，故有是命”。從此，諸如土司等級、各土司職銜、土司隸屬、流土共治、土司升遷、土司貢賦等規定，以國家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了，史稱“永樂定制”。永樂定制使土司制度的發展進入到它的全盛時期，伴隨著土司制度全盛時期的到來，土家族土司也進入到它發展歷程中的黃金時代。因此，有的學者認為，“土家族土司是在土司制度高度完備的明代中期，在土司制度的正常運轉中，成為封建王朝官僚機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開始擁有相當穩定的政治地位，其與中央王朝的關系處于最密切和積極的時期，其內部社會、政治、經濟也達到有史以來的最佳階段”。
　　
    在鄂西地區，永樂二年至五年（1404-1407年），成祖先后恢復設立了大小十九個土司衙門，具體如下：永樂二年，設散毛、施南二長官司，兩年后，皆升為宣撫司；永樂四年，復設龍潭、高羅、忠峒三安撫司，木冊、唐崖二長官司；永樂五年，復設東鄉五路、忠路、忠孝、金峒四安撫司，鎮南、五峰石寶、石梁下峒、椒山瑪瑙、水浕源通塔坪五長官司。以上十六土司，加上容美、忠建、大旺三司，共十九土司。宣德二年至三年（1427-1428年），明宣宗又建立了石關峒、劍南、搖把峒、上愛茶峒、下愛茶峒五長官司；鎮遠、隆奉、東流、臘壁、西坪五蠻夷長官司。這樣，到宣德年間，鄂西地區共有土司衙門二十九個。
　　
    在湘西地區，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在洪武末年得以保全。永樂定制后，永順宣慰司轄三州（南渭州、施溶州、上溪州）、下設六長官司（臘惹洞長官司、麥著黃洞長官司、驢遲洞長官司、施溶洞長官司、白巖洞長官司、田家洞長官司）o保靖宣慰司下設四長官司，即五寨長官司、竿子坪長官司、兩江口長官司、茅岡冠帶長官司。
　　
    在川東南地區，永樂定制后，石柱、平茶、酉陽諸土司繼續保留，但土司的隸屬關系略有調整。
　　
    在黔東北地區，思南、思州二宣慰司，明初以來分領十七、二十七長官司，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苗、侗等族的土司。永樂十一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因爭沙坑地而發生戰爭，明廷乘機“改土歸流”，分其地為八府四州。思南、思州兩宣慰司分別為思南府、思州府，各領長官司四個。其中，與土家族有關的是思南府所領四個長官司，即水德江、蠻夷、沿河祐溪、朗溪四長官司。
　　
    （三）土司的衰落時期
　　
    土司制度具有濃厚的地方割據性，從它建立之日起，就存在著土司與中央王朝在政治權力與社會資源再分配方面的矛盾，從而妨礙中央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直接統治。因此，清王朝在建國初期，就醞釀如何在條件成熟時廢除土司制度。清王朝經過康熙年間的大力經營，中央集權進一步鞏固，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大大加強，廢除土司制度的條件日漸成熟，于是，雍正四年（1726年），朝廷批準了鄂爾泰的上疏：“欲安民必先治夷，欲制夷必先改流”，著手逐一廢除各地土司。
　　
    從雍正四年（1726年）起，清王朝實行了全國性的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在不到七年的時間內，南方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司基本被廢除，清王朝完成了改土歸流的歷史任務，土家族土司制度也隨著全國性改土歸流進程的完結而宣告退出歷史舞臺。
　　
    土家族地區的改土歸流，是與全國性改土歸流運動同步進行的，但與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改土歸流相比，有一些比較突出的特點。其一，大規模的改土歸流的起步時間較晚，而且延續時間較長。如云南、四川、廣西等少數民族地區的改土歸流，開始于雍正四年（1726年），基本完成于雍正九年（1731年）。土家族地區的改土歸流開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大部分地區結束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個別土司的“改土歸流”結束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如石柱宣慰司的“改土歸流”。其二，改土歸流采用了和平的方式。土家族地區的改土歸流，沒有發生像云南、貴州等省那樣的大規模的戰爭，絕大部分土司接受了朝廷的和平招撫，因而得到了妥善安置，對清政府異常恭順，“湖廣土司甚多，各輸其地，供職輸將，與流官無異”。其三，改土歸流比較徹底。在改土歸流的過程中，土家族地區的大中土司全部被廢除，小土司尚存無幾，除朗溪長官司和沿河祐溪長官司，其余的小土司都由流官取代之。
　　
    二、土司政權的組織結構及其職責
　　
    在土家族地區，土司政權是一個軍政合一的政權組織，這種特殊的政權形式綿延于元、明、清三代而沒有任何變化。“土司不僅是朝廷任命的區域性的行政長官、家族的首領和酋長，更是軍事征戰的首腦，并有相應的等級和官階。”土家族地區的土司政權自成一體，其組織結構構成一個等級森嚴、層層隸屬的封閉的官僚系統。
　　
    土司是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的最高長官。所有土民戰時為兵，閑時為民。
　　
    土司在自己的轄區內，可以自行任命不同級別的行政管理人員，他們是土司統治政策的具體執行者，是由土司嫡子、宗親擔任要職的各級土官。
　　
    總理：亦稱旗鼓，是土司衙署里的高級管理者，地位僅次于土司。“國有征伐，則為大將，生殺在掌。”總理一職，一般由土司的同胞兄弟擔任。
　　
    家政：次于總理一級的官員，這一職位，也由土司的同胞兄弟擔任。
　　
    舍把：也稱舍人。屬于處理文書訴訟、上京城或省府辦事的走差。舍把一職，一般由土司王的旁系兄弟擔任。
　　
    總爺：土司的子弟所擔任的各級官職，均稱為“總爺”。
　　
    親將：土司的貼身侍衛。
　　
    峒長：數寨或一個大寨為一個行政單位的，稱為峒，并設峒長。
　　
    寨長：是一個村寨的頭目，負責管理本寨的地方事務。
　　
    總旗、旗長：“土司各部落日旗，旗各有長，管轄戶口。”旗是土家族土司社會的基層組織，具有軍、政兩方面的功能，各旗設有旗長，旗長在行政管理方面的職責僅限于戶籍管理。總旗職位在旗長之上，其職責主要是軍事管理。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統治者借助南方少數民族的世襲頭人的地方勢力來管理民族地區的地方事務的特殊統治方式，也是一項帶有地方自治性質的管理制度。在這種制度的控制下，土家族土司政權對中央王朝承擔的義務主要是朝貢、納稅、從征。“其所以報于國家者，惟貢、惟賦、惟兵。”
　　
    關于朝貢。元代，中央王朝把朝貢看做考察土司的“歸化之心”及忠順的程度，朝貢的政治意義重于經濟意義。有明一代，土家族土司上京朝貢非常頻繁，在全國土司中屬于朝貢次數較多的土司。“洪武九年，（永）順宣慰彭添保遣其弟羲保等貢馬及方物，賜衣幣有差。自是，每三年一貢”。中央王朝對于前來朝貢的土司往往給予豐厚的“回賜”。到了清代，貢制有了新的規定。“凡土司貢賦，或比一年一貢，或三年一貢，各因其土產、谷米、牛、馬、皮、布，皆折以銀，而合計于戶部”。
　　
    關于納稅。元朝時期，土家族土司不承擔或很少承擔向朝廷納稅的義務。到了明代，中央王朝明確了土家族地區土司繳納稅賦的額度，但與內地相比，應繳稅額相應較輕。清廷，在參照明代的稅額基礎上，定稅額度有所增加。“湖南永順長官司，歲征米折銀八十三兩零，遇閏年加征六兩。”土司納稅的種類主要是田賦，而且均折合成銀兩。當遇到天災、戰事等特殊情況，朝廷也會采取稅收減免的辦法來體現中央對土司的撫恤。如《明史·土司傳》記載：“成化二年（1446年），以保靖宣慰彭顯宗征蠻有功，免保靖宣慰諸土司稅糧八百五十三石。”又載，“成化十五年（1480年），以災免保靖租賦”。
　　
    關于從征。封建中央王朝明確規定，土家族地區的各土司有聽從中央調遣、率兵出征的義務。各土司愿意接受朝廷的任意征調，主要是為了獲得朝廷的封賞，把征調當做撈取賞賜的絕好機會。土家族土司曾多次奉命征調士兵，幫助明清兩代封建王朝鎮壓漢族地區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民起義，立下了不少戰功。如《明史·項忠傳》記載，“成化二年（1466年），征襄陽流民。忠調永順、保靖士兵赴戰，并入山招諭，降者四十余萬”。同時，土家族士兵在抗擊倭寇及援遼戰爭中也立下了赫赫戰功，多次受到朝廷嘉獎。
　　
    三、土司制度對土家族社會的影響
　　
    如果我們把公元956年彭師裕自任溪州刺史作為土家族土司政權的開端，那么，土司制度在土家族地區存續了近800年之久。作為一項適應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發展需要的基本政治制度，土司制度引發了土家族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深刻變化，改變了土家族社會發展的總體面貌。
　　
    首先，土司制度的有效實施，維護了土家族社會的穩定與國家主權的完整，鞏固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土官承襲制與土司官職度化，對于穩定土家族地區的統治秩序是有著積極意義的。一方面，當土司豪酋接受中央王朝授予的土司職務時，他們便與中央政府在統一的國家觀念上獲得了認同；土司土官在接受朝廷的職位認定時，也接受了皇權大一統的政治觀念。另一方面，當土司土官成為中央王朝官僚系統的一部分時，他們會從自身的政治收益中體會到與中央王朝保持和平友好關系的重要性，從而努力維護地方安定及“夷漢相安”。而且，土司政權的平衡運行，使中央王朝掌握了大量的土家族地區的人口及物產等資源信息，為日后對這一地區實行直接的政治統治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條件。
　　
    其次，土司制度的有效實施，促進了土家族社會經濟的發展。應該說，土司制度為土家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和平的社會環境。由于大規模的移民屯墾，大批漢族士兵和漢族人民進入土家族地區，他們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幫助土家族人民開墾荒地，發展農業。正是在軍民屯田的影響及沖擊下，土家族地區的社會生產力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封建地主經濟因素開始成長起來，并逐漸取代封建領主經濟。同時，土司和中央王朝為了相互往來的方便，彼此開辟交通，設驛站、修道路。這些舉措既方便了土家族地區與其他地區之間的聯系，又有利于土家族與內地的經濟文化的交流。
　　
    最后，土司制度的有效實施，促進了土家族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漫長的土司時期，也是古代土家族地區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明永樂四年（1406年），湖廣酉陽宣撫使冉邦興“疏請按漢區州縣例，建立學校”，永樂帝欣然準允其奏請。從此，土家族地區創立了第一所學校——酉陽宣撫司學。隨后，許多土司紛紛效其做法，呈書朝廷，要求建立司學。這些土司學校紛紛設立儒學，請漢儒到司學教其子弟，學習漢文化，“設學校，漸摩以仁義，陶淑以禮樂”。同時，土家族土司也非常重視與漢族地區的文化交流。如田沛霖“率其同母諸弟，刻意向學，遨游荊、澧、湖湘之間，士人有才望者，率折節引為同社，相與論志講業”。因此，土司時期，土家族地區教育的發展，既提高了土家人的文化素質，培養了一批封建人才，同時，也促進了土家族地區文化的繁榮。所有這些，對于土家族社會的進步和民族的發展必然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當然，我們在肯定土司制度對土家族社會發展所發揮的歷史作用時，不應該忽視這一制度對土家族社會發展造成的消極影響。例如，土司制度強化了民眾對土司的人身依附關系，從而，阻礙了地主經濟因素的迅速成長；土司的各自為政必然加劇土司之間的嚴重對立和隔閡，進而影響土家族地區的社會安定。因此，“改土歸流”，廢除土司制度也就成為了順應歷史發展要求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