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張家界的文化自成一格——澄清“張家界沒有文化”的糊涂認識（上）
　　以我對本土文化的大致梳理，竊以為至少有五大類型很具特色。
　　(1)“三墓三子”。  “三墓”指葬于永定城郊崇山的罐兜墓、永定城郊大庸坪的赧王墓、武陵源景區水繞四門處的張良墓；“三子”指赤松子、鬼谷子、屈子。上古時候這六位名人，給張家界的文化帶來了深遠影響。
　　罐兜墓在崇山。前面已經說到，罐兜是4200多年前堯舜時候的大臣，被舜帝放逐到這里，死后就葬在這里。隋朝時建有罐兜廟。這位罐兜老大人可以算是開本境逐臣文化先河的人物。
　　周赧王是公元前314年即位的東周最后一位君王，主流說法是死后遷葬庸人聚居的大庸坪。至今當地人仍稱赧王墓為“赧王山”。赧王墓與崇山的罐兜墓剛好遙遙相對。方志載有唐代大詩人王維留下的詩句：“卻憐孤墓近罐兜”。
　　張良是西漢開國元勛。《史記>載，張良“愿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清道光《永定縣志》載：“張良，相傳從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巖山。”青巖山即今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一帶，其間有松子崗、黃石寨，相傳赤松子、黃石公在此隱居得名。當地老人中尚有背得張良詩作的。張良可以算是開本境隱逸文化先河的人物。
　　赤松子是神農時候的雨師，相傳在今天門山辟谷養生，修煉長生不老之道，今存丹灶峰、赤松山、赤松坪、赤松村、赤松橋、赤松亭等遺跡。明萬歷《慈利縣志》載：“赤松山……昔赤松子嘗辟谷于此，上下數十里，號赤松村。里人祀其神，日赤松大王。”因此赤松子是本境養生文化的鼻祖。
　　鬼谷子是春秋戰國人，是創立縱橫捭闔之術的大謀略家，天門山西北部懸崖上有鬼谷洞，清道光《永定縣志》載：“相傳鬼谷子居此學易，今石壁上有甲子篆文。”今有探險者于洞中發現石桌、石凳、石床、石灶，并拍下酷似鬼谷子面壁修煉的顯影圖像。因此鬼谷子是本境有名有姓的神秘文化始祖。
　　屈子即屈原，這位中國詩歌之父、世界文化名人，在《九歌》中贊美“澧蘭”，在《離騷》中吟詠“茹蕙”，“茹”即茹水，澧水上游的一條支流，酈道元的《水經注》里頭就寫過“茹水注澧”的話。吟詠蘭心蕙質之“澧蘭”、“茹蕙”的屈原，無疑是最早給市域留下文人文學的人了。
　　(2)八百年土司文化和四百年衛所文化。我在陪客人上山的時候，說我們這地方曾經有過將近八百年歷史的土司時期，客人無不一臉的驚詫。因為一講土司，就想到西藏啊、云南啊那些邊遠地區，很神秘很遙遠的感覺。其實，地處中華腹地的武陵山區，山高水惡路險，為歷代封建王朝所鞭長莫及，所以自然而然成了土司地區。始于唐宋羈縻州縣制度而成熟于元明清的土司制度，通俗地說，就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民族自治”。本境先后計有柿溪（后一分為三：上峒司、中峒司、下峒司）、桑植、麻寮、靖安、山羊、茅岡、慈利、八番順元等大大小小土司轄地。宋開寶四年（971年）被授予柿溪宣撫使的土官向克武，是本境最早的土司王。土司興衰八百年，經歷了宋元明清四個朝代。其中非常光輝的一頁，就是本境各土司一次次奉命率土兵或協助平定國內叛亂，或出國征討，或赴東南沿海抗倭，為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安定而屢立戰功。
　　600多年前，明王朝在全國推行以衛所為主體的軍事制度。本境設有永定、九溪二衛。衛相當于現在的軍分區，千戶所相當于現在的縣級武裝部，永定衛領有六個干戶所，九溪衛領有九個干戶所，兩個衛的駐軍合計10500人。本境兩區兩縣其時都屬慈利縣管轄，一個縣設置兩個衛，當時這在全國是十分罕見的情形。以派遣大量官兵來此軍屯為標志的衛所制度，始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止于雍正三年（1725年），在這塊土地上延續了將近400年，為緩和社會矛盾，促進民族融合，發展當地經濟（開墾農田，興建城鎮等），產生了積極作用，給當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人口格局和生活習俗帶來了廣泛深遠的影響。
　　(3)以土家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文化。截至2008年底，張家界市共有土家族、白族和苗族等18個少數民族，土家族占全市總人口的63. 36%，是本市主體民族，也是世居民族。土家族聚居的張家界，古往今來是各種文化的交匯之地。濮潦文化的遺承，庸文化、巴文化、烏蠻文化的融會，楚文化的滲透，漢文化的濡染，構成了土家族文化的多元激蕩，在民族融合中創造了燦爛的民族文化。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音樂家譚盾，對我市土家族民間藝術情有獨鐘，憑著其國際眼光，數度邀請我市民間藝人出國演出，表演的就是打鎦子、吹木葉、咚咚喹、儺戲、民歌這些“土特產”。一次次驗證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真理。
　　我市民族文化積淀十分深厚。以原生態的桑植民歌和王家坪土家吊腳樓風情帶為例：桑植民歌能列入中國首批非物質遺產名錄，不是偶然的。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桑植民歌手就數次代表湖南參加全國民族民間文藝會演、全國職工文藝會演，并灌制了多首桑植民歌唱片；十年動亂一結束，1978年湖南首次舉辦全省民間歌謠現場會，地點就選在桑植；前幾年又獲“全國民歌之鄉”稱號；湖南上百個縣，桑植是全省公認的民歌“大哥大”。2002年，湘籍歌唱家宋祖英在音樂之都維也納舉辦個人演唱會時，演唱了我們的《馬桑樹兒搭燈臺》，很使我們張家界人為之自豪。還有多首聞名全國的歌曲，都是受桑植民歌啟發影響，在吸納桑植民歌元素的基礎上創作成功的。比如電影《怒潮》中的插曲《送別》，就是受《四季花兒開》的影響；《挑擔茶葉上北京>就是受《桑木扁擔軟溜溜》的影響；《洞庭魚米鄉》就是受《白鶴起翅腿腿兒長》的影響；歌劇《洪湖赤衛隊》中演唱的三棒鼓，就是受我們這里三棒鼓曲調的影響。
　　至于王家坪土家吊腳樓風情帶，則是我們張家界市不可多得和不可再生的原生態民族風情資源地。那一帶山水本來就很美，畫山繡水之間偏偏還有大片大片新老吊腳樓，以及十分豐厚的民族民間文化。除了建筑文化有特色，農耕文化、飲食文化、織繡文化、喪葬文化、巫儺文化、歌詠文化都很有底蘊。20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初，這一帶出了個劉三姐式的民間歌手叫張桃妹，凡是她開歌場的地方居然都開起了墟場；村民們把扯好的秧苗丟到水田里只等插了，可為了聽她唱歌，秧丟在田里一兩天沒人管，看看影響有多大！我第一次去王家坪一戶農民家，主人正在秧田里插田，起身就用唱歌來表示歡迎；吃完飯告別時，他又用歌聲為我們送行。我在王家坪觀看過當地群眾表演“薅草鑼鼓”、演唱太平歌，見識了民間女歌手龔桂妹與一群男歌手賽歌較勁的場景。所以，我們如果把中心城區的城市旅游之“核”打造好了，同時又把桑植民歌和王家坪土家吊腳樓民居風情帶這樣的原生態文化品牌保護和開發好了，那么山上有自然風光看，城里提供休閑娛樂，鄉下有民俗風情，我們的品種就齊全了。游客也就不必舍近求遠，非要跑到人家那里去看古城、看少數民族村寨了。
　　(4)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色割據為代表的紅色文化。我市是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大本營、湘鄂川黔邊區省府所在地，是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紅二方面軍（前身為紅二、六軍團）的策源地，是紅二、六軍團的長征出發地。以賀龍、任弼時、肖克、王震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和紅軍將士，在這里創造了無數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業績與傳奇，是一座紅色文化的富礦。光賀龍一個人，就有多少故事和傳奇啊！紅二方面軍題材多得不得了，夠你去挖掘夠你去開發。比如我創作的《賀龍家族七十二寡婦》，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紅色風暴與白色恐怖交織的年代里，洪家關人民在那段血與火的歲月中所做的巨大貢獻，和付出的巨大代價。
　　(5)以砂巖峰林地貌為突出標志的生態文化。以張家界砂巖峰林地貌為突出標志的地質奇跡，以及天門山、天門洞、黃龍洞、寶峰湖、茅巖河大峽谷等的地質價值和美學價值，通過列為中國第一批世界自然遺產和中國第一批世界地質公園，獲得了權威認定。其中，張家界砂巖大峰林、天門洞和“恐龍之父”芙蓉龍化石，是張家界貢獻給人類的三處堪稱孤本的地球紀念物。“亞熱帶保存最完好的原始森林”八大公山，1986年由國務院確定為我國第一批國家級自然保護區，1993年聯合國將其列入“人與生物圈”首批成員，以及中國17個具有全球意義的生物多樣性關鍵地區之一，世界自然基金會則將其列為全球200個重要生態區之一。我市3個國家森林公園中，有一個是我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我市擁有我國面積最大的天然珙桐群落，我國最大的天然武陵松群落，我國目前數量最多的黑熊群落，我國唯一的國家級大鯢自然保護區，世界上最大的“珙桐王”和“杜仲王”，我國最大的黃柏基地和杜仲基地。我市森林覆蓋率連續20年居全省之首，空氣質量居全省6個重點環保城市之首。加上江埡平湖等多處湖泊，九天洞等多處溶洞，澧水、溇水等多處漂流，江埡、萬福等多處溫泉，一并彰顯出我市至為豐富的地質文化和山水生態文化。
　　4．張家界的文化精神特征突出——澄清張家界沒有文化的糊涂認識（下）。
　　漫漫歷史長河中，以土家族為主體的張家界人在其秉承“勤勞勇敢、熱情謙和、誠信好禮、見義勇為、崇尚知識、追求和諧”等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同時，形成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文化積淀。竊以為其文化精神特征最為突出的是如下五個方面：
　　(1)要吃辣椒不怕辣——勁勇剛毅的奮斗精神。20世紀50年代初，朝鮮戰場上打得難解難分的時候，發現中國人民志愿軍中來自湘西北的戰士，個子普遍不高，卻長了雙飛毛腿，攀石附蔓、翻山越嶺如履平地，每到搶占高地時一個個如同趕仗的狗、射出的箭，特別能打仗。這當然與生長環境有關。千山萬壑的武陵山區，水急坡陡，路遠林深，兼以毒蛇猛獸、匪患兵災，生存環境十分艱辛。因而世世代代居住在張家界的土家族、白族、苗族、漢族等各族人民，養成了吃苦耐勞、堅忍頑強的品性，也孕育出了剛勇堅毅和崇尚血性的地域性格。相傳從前男嬰一生下地，做父親的即按習俗稱回一砣與體重同樣重量的毛鐵，泡進藥水里，三個月后，父親就開始用竹片蘸藥水給孩嬰燙腳；孩童從學走路起，不穿鞋，走刺蓬，一直練到腳板如鐵。
　　無論是原始部落的穴居時代，還是含辛茹苦的遷徙歲月，本境先民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令萬世景仰。一部叫《鵂巴鵂瑪》的苗族史詩，詳細描寫了4200多年前罐兜部落不斷遷徙的漫漫苦旅。或是因為部落間的戰爭，或是因為人口的膨脹，或是因為朝廷的征剿，他們由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由洞庭湖之北到洞庭湖之南，在長沙、常德一帶住了一段日子后，罐兜部落的人馬沿澧水而上，分成七路遷到今張家界市郊的崇山，并把崇山建設成了自己有史以來的第二個樂園。在官軍攻打下被迫撤離崇山時，除一部分融入本境土著，大部分則遷往沅水流域的瀘溪，之后再散落湘西及廣袤的西南地區。
　　土家族史詩《擺手歌》，同樣記載溯流而上的土家先民們，一路尋找新的安身之地的歷程。定居湘西北后，他們為創建自己的家園含辛茹苦，百折不撓。桑植白方矣‘‘游神”時，有一段‘‘拜祖敬本主”的唱詞：“一拜祖先來路遠，二拜祖先勞百端，三拜祖先創業苦，四拜祖先榮耀顯。”白族始祖當初在其落腳點，各選擇一處巖石做上標記，故有‘‘谷家鏨字巖，王家覆鍋巖，鐘家獅子巖，熊家魚兒巖，劉家當門巖”之說。王姓后人在覆鍋巖的大石板上修了座小廟，廟門石柱上的楹聯就記載了祖先起西南，寄江西，溯長江，渡洞庭，漫津澧，落慈邑，豎草標，辟阡陌，業創千秋的歷程。
　　同時為了民族的生存，以土家族為主的本土各族人民在一次次抗爭中，孕育出了不畏強暴的犧牲精神和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東漢時本土先后發生了13次農民戰爭。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精夫相單程大寇郡縣”。相單程是桑植縣廖家村人，他率領土民先后大敗奉旨征剿的官軍；連赫赫有名的伏波將軍馬援也是壯志未酬而馬革裹尸，最終以議和的方式才了結這場震驚朝野的戰事。清朝末年(1854)，桑植數干土民暴動兵敗，暴動頭領賀廷璧等30余人被押往城外河灘上問斬。賀廷璧嗔目高呼：“老子死便死，頭不能落地！”話剛落音，賀廷璧之妻劉氏從人群中沖出，疾步跪向浩氣沖天的丈夫跟前，神情莊重地扯開衣襟。賀廷璧見狀仰天大笑，將頭顱向妻子伸出。劊子手手起刀落，劉氏將衣襟凌空接住丈夫的頭顱，然后頭也不回，奔洪家關而去。據此編成的漢戲《劉氏兜頭》，每每演到緊要處，臺下一片欷獻。
　　這位賀廷璧，就是賀龍元帥曾祖父的親兄弟。賀龍家族的另一位女子——賀龍的堂嫂子張幺姑，同樣演繹了一出舍身跳崖的英雄壯劇。1929年的一天，帶著部隊四處游擊的賀龍，將幾名紅軍傷病員托付給住在娘家的堂嫂子張幺妹。張幺妹連夜將幾位紅軍傷病員送往村后大山的一個山洞，然后每天悄悄送米送菜送柴送藥。不料村里有人告了密，一天清早，張幺妹引著小兒子走在山路上，猛然發現挨戶團的人老遠老遠跟上來了。她立馬岔上另外一條路猛跑起來，小兒子便邊喊媽媽邊跟在后頭追。張幺妹要的就是這個效果，絕對不能把敵人往山洞方向引。這是一條通往絕崖的路。張幺妹見挨戶團快趕到時，先是將小兒子往懸崖下一丟，然后自己縱身跳下懸崖。
　　從1928年到1935年長達八年的紅色割據中，張家界地區有數萬人加入到賀龍領導的紅軍隊伍中，其中犧牲者上萬人，永定的幾千名紅軍將士，活下來的只有幾百人。那首有名的紅軍歌謠：“要吃辣椒不怕辣，要當紅軍不怕殺，刀子擱在脖頸上，腦袋掉噠碗大個疤！”非常真實地反映張家界人勁勇剛毅的英雄氣概。
　　(2)留取丹心照汗青——忠耿報國的奉獻精神。縱觀本土歷史，以土家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始終涌動著忠君報國的熱血。為靖國難，為國土的完整、民族的尊嚴和社會的穩定，不管任何時候任何環境，他們總是義無反顧地奔赴前線，用自己的忠誠和鮮血，鑄造著精忠報國的輝煌業績。清代道光年間，一位姓彭的永定人，往張家界金鞭巖對面的石壁上寫了一個大大的“忠”字，其弟彭水運在《青崖壁忠記》一文中形容為“燦若白雪”。此舉表達了本土人士忠君報國的一種樸素情懷。
　　我粗略統計了一下：柿溪宣撫司共襲14世，有4位土司奉旨調征；桑植宣慰司共襲22世，有11位土司奉旨調征；麻寮宣撫司共襲17世，有4位土司奉旨調征；山羊安撫司共襲13世，有5位±司奉旨調征，等等。無論是奉旨平息國內叛亂與動亂，還是奉旨抵抗外侮，都是慨當以慷，屢建奇功。說明歷史上忠于中央政權是本土的主流。而且尤為難得的是，隨時聽從朝廷召喚的本土各土司，在抵御外寇或平息內亂的戰事中，自帶軍糧，自備武裝，既不花費國家軍餉，也不用國家的武器裝備。明嘉靖年間，各土司都接到朝廷命令，為了不誤軍機，于是相約提前一天過年，吃完年飯，桑植司、上峒司、中峒司、下峒司的土兵于桑植司城兩河口集結，大年三十，隊伍到達九溪，與麻寮司、容美司的土兵會合，萬余人的隊伍浩浩蕩蕩開赴蘇淞。茅崗土司覃堯之、覃承坤父子雙雙出征。麻寮土司唐仁先后調征浙江海寇和杭州海賊，立下奇功，皇帝命建忠臣祠以示褒獎，并賜“海上知名”匾額。明朝大臣王守仁為戰死的土家族士兵撰寫祭文時，慨嘆其“三年之間，兩次調發”，由衷表彰他們為國捐軀，重如泰山！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總兵郭宏升（永定籍人）防守鎮海，擊退英軍多次進攻，直至病死軍中；總兵席大成（永定人），先后奉命征討過入侵的俄軍、英軍和法軍，身負重傷仍不下戰場。幾位張家界籍的清軍將領鎮守臺灣，先后從家鄉招募了數千丁勇，與寶島同生死共榮辱。永定籍的劉明燈、王正道，曾先后任臺灣總兵，后者戰死于1894年的甲午海戰。慈利籍的孫開華更是一門英烈：光緒十年（1884年），孫開華身為提督，率部與入侵法艦激戰，殲敵2000多名，開創打敗西方海軍的赫赫戰績；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日本占領臺灣，孫開華長子孫道元繼承先父遺志，組織義軍作殊死決戰，殺身成仁；孫道元之妻張秀容為繼續丈夫未競之業，招募敢死隊開展游擊戰，因內奸出賣而舍生取義。截至2009年，湖南省的涉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總共只有兩處，兩處都在我們張家界，一處是孫開華故居，一處是劉明燈墓園石雕群。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當時13萬人口的大庸縣，就有上萬名熱血兒女奔赴戰場。1932年，永定籍營長張國勛率領一個營駐守長城要塞，與日寇激戰三晝夜后，只剩下20余人；在炸彈炸斷右臂的情況下仍組織沖鋒，激戰中壯烈犧牲。桑植籍營長王子隆、桑植籍營長陳士伯、永定籍少將副師長覃子斌，都是在率部與敵激戰中數度受傷而壯烈殉國的。1947年，當地政府將王子隆犧牲之地胡家橋命名為“子隆鄉”，將陳士伯犧牲之地馬橋鄉更名為“士伯鄉”。
　　賀龍元帥是張家界人忠肝義膽、俠骨柔腸這…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的典型代表。他是在個人事業如曰中天的時候，聽從共產黨指揮發動南昌起義的；他是在革命處于最低潮、共產黨最背時的時候，毅然決然加入共產黨的；他是在只剩下幾條槍的情況下，脫掉皮鞋穿草鞋，回到家鄉重新拉隊伍搞紅色割據的。積極推行王明路線的中央代表夏曦，大抓AB團，濫殺無辜，甚至幾次都動心思要對賀龍下手了。以賀龍在軍隊中的崇高威望，要處置夏曦易如反掌，但他一直以大局為重，因為夏曦是中央派來的，代表的不是他個人。1934年，他奉命牽制20多萬國民黨軍隊，有力地配合中央紅軍北上。1936年他率領紅二、六軍團長征與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會合后，關鍵時刻旗幟鮮明地反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和逃跑主義。到達陜北后，他率領的紅二方面軍在三大紅軍主力中人數最多，他主動把部隊交給中央，愉快接受中央的工作安排。凡此種種，都表明他的大忠大義。賀帥生前對精忠報國的岳飛極為推崇，1926年他率師北伐，剛好就是岳家軍當年抗擊金兵的路線，建國后他的床頭一直放著一本《說岳全傳》，看到動情處就忍不住抹眼淚。“文革”期間，他身陷囹圄橫遭迫害，卻一直替國家的命運擔憂，在給兒女們寫信時總是告誡他們：無論出現什么情況，都要跟著黨跟著毛主席干革命。毛澤東曾經評價賀龍三條：一是忠于黨忠于人民，二是對敵斗爭狠，三是能聯系群眾。其中第一條就是“忠”！